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鲍文清《启功杂忆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启功先生形象
作者:读书人    来源:本站原创    点击数:3997

由鲍文清所著的《启功杂忆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启功先生形象。作者与启功先生交往二十多年,本书是她根据亲自采访启功了解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的,介绍了她亲眼所见的启功鲜为人知的一面。

《启功杂忆》目录

1.简介(在上)
2.一、家世
3.二、苦难
4.三、求学
5.四、恩师
6.五、贤妻(上)
7.六、贤妻(下)
8.七、劫难(上)
9.八、劫难(下)
10.九、书圣
11.十、墨宝
12.十一、赝品
13.十二、处事
14.十三、顽童
15.十四、受骗
16.十五:病痛
17.十六、祝福
18.十七、生活


 一、家世

启功先生的家世向来不大愿意向外人道及。去年,中央电视台某著名主持人(这位主持人以能够掏出任何人的隐秘而著称)在采访启功时曾经问及启功的家庭出身,启功对这个问题反应冷淡,顾左右而言他,东一榔头西一棒锤,弄得访问者如坠五里雾中,悻悻而去。个中缘由我大略知其一二。其一,这都是很遥远的往事,启功今天可以很容易说出《红楼梦》中某个人物的背景,却不愿说出自家的身世,因为启功并未身临其境,许多细节已无从探究,让他如何绘声绘色地去描述呢?其二,启功向来不愿炫耀自己,以启功先生的为人,他成长的年代也是解放前后,他出生于辛亥革命后一年,实际上并没有承受多少令人羡慕的门荫,从他这一代起饱经忧患,孤苦奋斗,他的曾祖父从幼时起就走上了通过科举升迁之路,到了启功这一辈,大半辈子生活于新旧社会交替之中,我窃思启功先生一定不愿多提及曾经显赫一时的家世,甚至想把这些东西摒出自己的记忆。

1979年,我第一次访问他时,他说过:“提到我的祖先,他们的路已经走完啦,而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。”

启功先生1912年7月26日出生在北京。据说他的哭声比其他婴儿清脆许多。他是长子,是皇族,理应得到更多的雨露滋润。

启功先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,排行第五,名弘昼。由于雍正皇帝没有把皇位传给弘昼,而传给了他的四阿哥———弘历(乾隆),弘昼自然只能当“王爷”了。因清代的爵位只由长子继承,到了“王爷”的下一代,也就是启功的高祖父载崇,由于他不是正室生的嫡系长子而被打入旁支另册,成为“旁支骈母”,只好从王府中分离出来,受封一等辅国将军。这时的启功家族,可谓今非昔比了。启功的高祖父去世后,到了启功的曾祖父溥良这一辈,已经沾不上皇家祖荫,成了所谓强干弱支,受封爵位的俸禄连养家都不够,只好靠教家馆来维持生活。启功的曾祖父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,虽然他仅靠教家馆度日,每月挣400两银子并不算少,但家口众多,仍然要奋发图强。他意识到,祖上的辉煌已经不能对自己有任何帮助了,他不甘居人之下,靠自己的努力谋取功名。由于有爵位不能参加科举考试,他就向朝廷请求革除封号俸禄,作为白丁走上科举入仕之路。启功的曾祖父破釜沉舟的努力终于使他考取了功名,他曾任江苏和广东学政。据《清史稿·部院大臣年表》记载,他在朝廷中先后担任过理藩院左侍郎、户部右侍郎、督察院满左都御史、礼部满尚书、礼部尚书。

启功的祖父名毓隆,在溥良的影响下,也走了科举之路。他是翰林出身,善书法,为典礼院学士,曾任四川学政、主考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溥良任督察院满左都御史时,担任这个职务的汉左都御史,正是以后临危受命、重振了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。两人谁也不会想到,几十年以后溥良的曾孙启功,在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执过教,声望远在他们之上。

似乎启功家族的自我奋斗精神,是充满遗传因子的,但启功的父亲爱新觉罗·恒同却未能充分体现这种精神。启功父亲的命运很不幸,在19岁的时候,尚未踏入仕途就早早夭亡。当时启功刚刚满1周岁,若不是祖父尚健在,可以想象,世界会为这年仅1岁的启功勾画出一幅什么样的前景呢?即便随祖父生活,减少了一些困难,但家境已相当贫寒,祖父是做学问的人,自古做学问的人,是没有太富的,因此,初涉入世的启功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河北易县度过的。之后的十年光景,启功在长辈的关爱和呵护下,过得很幸福。

那时,曾祖父有一门生,名叫陈云浩,亦是翰林,家为河北易县首富,广有资财,于是出资在易县城中购买房舍,请启功祖父居住,祖父携家人便迁居易县。易县是清西陵的所在地。启功10岁的时候,祖父也去世了,这下真的成了孤儿寡母,当学政的祖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,却留下了一些科举门生,其中也有曾祖父的门生,仰仗这些门生的周济,启功得以上学读书,并在学问上屡屡得到祖父门生的指点。

 

 二、苦难

为祈福长寿,祖父让启功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,并接受当时的班禅喇嘛的灌顶,取名为“察格多尔扎布”(金刚佛母保佑的意思)。这雍和宫原来为雍正做亲王时的府邸,雍正三年(1725年)改为雍和宫成为喇嘛寺。前殿供奉有黄教宗师宗喀巴铜像。这尊铜像是启功的师父筹集善款铸造的。每年春节,启功都要穿戴整齐去雍和宫参加佛事活动,他毕恭毕敬地坐在他第一次坐禅的垫子上,合掌闭目,将经文背诵如流。

在这个特殊的家庭环境里,启功的童年虽没有当年的豪华生活,却也在普通家庭之上,享尽了天伦之乐,过得幸福而愉快。他受到了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,养成了一生谦虚谨慎、勤奋好学、乐于助人、尊重老师的美德。

1922年,启功10岁时,曾祖父溥良因病在大年三十晚上去世。之后叔祖和续弦的祖母也与世长辞了。年幼的启功一夜之间,由大家钟爱的孙子,变成了承重孝、作主丧人的角色。这时的家业因偿还债务而破产,又卖掉了家藏的书画做殡葬的费用。当时母亲克连珍和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仅30余岁,便挑起家庭重担。在满族家庭中,未出嫁的姑姑地位是很高的。恒季华为了教养这一单传的侄子成人,毅然终身不嫁,并把自己看做这个家庭的男人,启功称姑姑为“爹爹”(按满人的习俗“爹爹”为叔叔的意思)。但是,在旧社会,这样孤儿寡母的家庭,没有经济收入,生活很快堕入贫苦境地。他的曾祖父和祖父的一些门生,看到启功一家生活艰难,把对老师的回报都集中到启功身上,经常周济他们一家。祖父在四川当主考的门生邵从恩先生和另一位门生唐子秦先生,共同募捐筹钱,然后把筹到的钱买了公债,每月可拿到30多块银元的利息,亲自交到启功家中,这些钱可以勉强维持一家生活之用。邵、唐二位先生鼓励启功努力学习,并表示愿意供他上大学,出国留学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启功学习也很刻苦努力,生怕辜负了他们的期望。

但是,世态炎凉,人情冷暖,启功家中毫无积蓄,经常遭到豪亲贵戚的白眼,那些人不同他家来往,怕被他家沾上。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压力,使启功的情绪经常处在矛盾和不安当中,他读不下去了,1931年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,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份工作,挣些钱奉养母亲和姑姑。

辍学后的启功,一面教家馆挣钱补贴家用,一面急于谋求工作机会。他向祖父的老门生说要找一份工作。老门生批评他说:“没出息,你不上大学、出国学习吗?”启功没敢当面回答,心里说:“还上大学、留学呢,我的母亲和姑姑谁养她们呀!”这时启功拜了贾羲民先生和吴镜汀先生为师学习绘画,想当个画师。可是当画师也不容易。这时候的启功,真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,升学放弃了,而小职员仍然当不上。他常说:“奇怪的是,如果当时有个小工作连续干下去,也不会有后来的节目可演啦!”


三、求学

启功念过小学,中学也未毕业,他怎么能够成为根底深厚的大学问家呢?这在许多局外人看来是一个谜。

启功小时候受的是封建家庭束缚式教育,家教很严,每天早晨起床后,首先要给曾祖父和祖父请安,他被告之,对待长辈老人要讲礼貌,对待年幼伙伴要谦让,这些教导对他一生做人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文化上的启蒙教育是从姑姑那里学习识字开姑的。姑姑把纸裁成小方块,每个方块上一个字,每天教新字,长大一些开始练习写字,描红模,写影格。祖父写出字来,让他在上面蒙上一层纸,照着下面字影写。那时候要写字不是为了书法艺术,而是为了巩固已经认识的字。三四岁上私塾以后,每天要写一篇大字,后来上小学,也有写字课,都是为了巩固所认过的字。启功还记得,小时候看见祖父教叔叔读书的情景,可以用念、背、打三个字来形容。但是,祖父对启功却没用过这种严格方法,而是循循善诱用讲故事的方式教他读书。启功回忆,他从五六岁起读《论语》,稍后读《尔雅》,再后读《孟子》。祖父给他讲《孟子》里孟子与梁惠王、齐威王的问答等等,启功听着大感兴趣,也渐渐明白了古书上的句子,并非都像咒语一样的不能懂,常常加了一两个字或换了一两个字,就跟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了,没什么神秘!他说这一点幼年的感觉,到今天还影响着他,觉得“今之汉语,犹古之汉语也”。

十几岁从吴县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,习作诗词文章。做古典语文的基本训练,已有了超出一般水平的基础。先生说:“你现在不能从头读经书了,但经书是根底,至少是应该知道的常识,稍后再读。现在先读些古文。”于是教他找了一本木版木刻本没圈点的《古文辞类纂》,先从柳文读起。怎样读?先生在选出的篇题上点一个朱笔点,一次选几篇,说:“你去用笔按句加点。”一天留的作业即是十几页,甚至几十页。回忆第一次回家点读时,天啊!黑字一大片,从哪里下笔点呢?没法子,只好硬着头皮去瞎点。

次日上课,战战兢兢呈上作业,心里想,老师如不斥责,也会嘻笑。谁料老师丝毫无表情,只是逐句低声念去,念到点错的地方,用朱笔挑去点的句点(当时只用一个点来断句),另点在正确的地方。这才开口解说这句是什么意思,那个点为什么错。启功才恍然大悟:凡点错处,都是不懂某个字、某个词以至某个句式。特别是人名、地名、官名等等硬度很强的专名词。谁知老师挑去的句点或更换句点的位置,每天总计并不太多,真出乎意料。

祖父不准他看闲书,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等都不准看,认为他还不到看这些书的程度。祖父书架上有许多书,如《资治通鉴》等,他又看不懂。街上偶尔有卖唱本的背着书匣子吆喝:“买唱本、看书!”听见吆喝声,启功就跑出去选两本回来,先给大人看一看,允许买就买下,不许买就退回去。他记得小时候只准买过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《猪八戒吃人参果》。

启功的祖父又是启功艺术爱好的启蒙者。小时候曾看见祖父信手在扇面上用笔墨点出些虫草、山水,扇面就成了生动的艺术品。这情形使他非常震撼,便暗下决心,将来要成为一名画家,做到和祖父一样。启功现在还珍藏着祖父的遗墨。

1924年,启功考入了位于崇文门内马匹厂的北京汇文小学。这是一所教会学校,校长和老师都是牧师,教学方式和学习内容与在家中和私塾馆都大不相同。除了学习语文外,还有算术、外语,还要读读圣经,学生可以向老师提问题,进行交流。这种方式很能引起启功的学习兴趣,使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许多。当时祖父的门生邵从恩和唐学秦先生,对启功的学习非常关心。邵先生怕他贪玩,允许他每个星期日到邵先生家去看一看,有时启功忘记去他家时,邵先生便亲自登门到他家检查作业,看到启功有进步,他们都感到欣慰。一次唐先生看到启功作的诗,竟激动得流下眼泪。

小孩子在心情舒畅的氛围中很容易适应,不仅学习新知识,还结识了新朋友,学业大见长进,和启功在汇文小学同桌学习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贾兰坡,物理学家王大衍都是他的好朋友。

启功小学毕业后,又升汇文中学的商科。为什么学商科?他只想尽快掌握一技之长,早些找到工作,好挣钱养家。他深知学习机会来得不易,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每见课余之暇三五相聚于藏书之室,切磋琢磨,同德共勉!”

启功从懂事起的这十几年中,在文学艺术修养上的成就,已经超过了他在小学、中学学到的。中学辍学后,他已经能出口成章、落笔成画了。经祖父老世交介绍,他除了从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,还拜了贾羲民和吴镜汀学习绘画,老师经常带他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字画,观察古代名家作品。如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,郭熙的《早春图》等,都是启功在那时一再观察过的。有些老师和长辈随看随评论,这就使启功在国画鉴赏知识上受到不少启迪和教育,给他后来的书画鉴定打下了基础。如果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问题,当场就请教老前辈,得到答案后,使自己的疑难问题迎刃而解。

 

 四、恩师

启功先生的恩师就是北师大原校长———陈垣。

启功原来并不认识陈垣。1933年,启功初中毕业时,祖父的老世交傅增湘,拿着启功的作业去见陈垣,意在为启功找一个谋生的机会。傅先生回来后对启功说:“援庵说你写作俱佳,他对你的印象不错。可以去见他,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,你只要多向陈先生请教,学到做学问的门径,这比得到一个聘书还重要,一生是用不尽的。”

启功记着这个嘱咐去见陈先生。初见时,启功看到陈垣眉目间肃穆威严,未免有点害怕,但陈垣却一把拉住他的手说:“我的叔父和你的祖父是同年翰林,我们还是世交呢。”其实陈先生早年就参加了辛亥革命,对于封建科举关系虽已不那么重视,但这句话却一下子拉近了陈垣和启功的距离。

1938年秋季开学后,陈垣聘他教“大一国文”。

在培养启功这一点上,陈垣显得那样执著,他似乎早已看出启功是个可造之才,很喜欢这个年轻人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亲切地称启功为“小孩”。开始几年,陈垣几乎是手把手地把自己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的知识,一一教给了他,可以说是揪着启功的耳朵一点点教出来的。

启功还记得陈垣先生曾在楼道里挂了许多玻璃框子,里边随时装入一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。要求有顶批,有总批,有加圈的地方,有加点的地方,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所在。后来启功先生才明白这是教师教学效果、批改水平的大检阅。

启功回忆:“我知道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、教育心理学,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,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,这是陈垣先生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的。”

严酷的现实,使启功认识到,自己是一个中学生,没有大学的学历,想要在这所高等学府待下去,并做出一些成绩来,必须比别人更加勤奋,以自己的真才实学,取得各方面的承认。从那时起,他即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、求真的精神,几十年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。

他善于向前辈专家学习,在辅仁大学,他结识了一批他尊敬的前辈专家学者,像沈兼士、余嘉锡诸先生,当时都已是蜚声社会的学界名流,富有教学经验的饱学之士。沈先生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的大家,在文字学、训诂学方面有很大的贡献。当时年轻的启功,也在沈先生的揄扬、提拔、鼓励和鞭策之中。余先生是我国著名目录学专家,读书广博、善辨真伪,能博学约取;他用功勤奋、持之以恒;做学问下笔不苟,引用资料,注重精确;对古人成说不盲从、不轻信,对启功也有较大影响。启功还结识了像于省吾、容庚、唐兰、郭家声等一些老先生,他们用功之勤、学问之博、治学之严谨、人品之高尚,都是启功学习的榜样。

他善于向同辈人学习。在辅仁大学,启功也结识了像牟润孙、台静农、余逊、柴德赓等一批当时还年轻却比他年长的同辈学者。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,互相启发,确实收到解难析疑、相得益彰的实效,真是“谊兼师友”。

启功从1933年教授附中一年级国文开始,直到新中国成立,在辅仁大学的讲台上,充分显露了他的才华,先后教授过中国文学史、中国美术史、历代韵文选、历代散文选等课程。由于他学识渊博,讲究教法,深入浅出,无论教什么课,都能得心应手,独具风格,颇受学生欢迎。

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,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,从辅仁的老师中找他的助手,想让启功去管一个室。启功去向陈老师请教。老师问:“你自己觉得怎样?”启功说:“我少无宦情。”老师听了哈哈大笑:“既然你无宦情,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,你是老师,是宾客;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,你是委员,是官员。”启功明白了,立刻告辞回来,写了一封信,表示感谢那位教授对他的重视,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。启功拿着这封信去请陈垣先生过目,老师看了没别的话,只说:值30元。这“30元”到了启功的耳朵里,就不是银元,而是金元了。

陈垣先生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,也是一位对中华民族怀有赤诚之心的爱国者。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,他曾因辅仁大学拒绝挂日本国旗而遭威胁,然而他大义凛然:“生我所欲也,义我所欲也,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他更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:“一个民族的消亡,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,没听说,民族文化不消亡,民族可以消亡。我们要做的是,在这个关键时刻,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,把这个继承下去。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,只管好好备课,教书,这也是抗战!”陈垣先生的这种品质,对启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。


五、贤妻(上)

在启功心底的另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人是他的妻子———章宝琛。她长启功两岁,23岁与启功结婚,到启功73岁时的1975年去世,骨灰埋在启功妈妈和姑姑的墓旁。

20世纪三十年代初,启功21岁的时候,母亲向他提出一门亲事。启功家是旗人,按清代传统都得在旗人内部论亲。

启功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,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,忙对母亲说:“我现在事业还没个定向,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?”母亲说:“你父亲死得早,妈守着你很苦呵,你早结了婚,身边有个人,我也就放心啦。”启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,母命难违,启功考虑了一下便对母亲说:“行啊,人,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!”

1932年,启功20岁时,母亲和姑姑为他相中了一位叫章宝琛的姑娘。

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启功家祭祖的日子———1932年3月5日,母亲和姑姑便叫章宝琛过来帮忙。母亲对启功说:“宝琛该来了,你到胡同口去接接她。”当时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,启功来到胡同口,看见对面林阴小道上,一位女子撑着把花伞,迈着莲花碎步,正袅袅娜娜地向他这边走来。启功的心顿时像被一只温柔的手摩挲了一下,不由轻轻地吟起了戴望舒的《雨巷》,这位女子不就是《雨巷》中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吗?

姑娘来到跟前,启功轻轻地问:“你是章宝琛?”她抬头看了启功一眼,羞涩地点点头柔声问:“你是谁?”“我是启功。你比我想象中可爱、漂亮得多。”两片红霞倏地飞上章宝琛的脸颊,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。

1932年10月,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

虽说是新婚燕尔,却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言,因为原来没什么恋爱过程,只见过个把次面。可是渐渐地启功发现,这位容貌平常、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。

章宝琛由于生母早亡,父亲续弦,后妈对她非常刻薄,从小就吃了不少苦,她是带着同她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。当启功了解她的身世以后,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。

章宝琛个子矮矮的,眼睛大大的,皮肤白白的,样子端庄贤慧,爱穿一件蓝布衣衫,最可爱的是她从不发脾气,她勤劳、善良、贤慧,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。启功有时发脾气,她却从不言一声,很厚道,什么都忍受。

刚结婚,住在前马厂的鼓楼时,家里常有聚会,常来的有曹家琪、马焕然、熊琪,还有张中行。那时,启功的家一进门就是一个炕,地方很小,他们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半夜,启功的妻子站在炕前一言不发,一宿都端壶倒水侍候大家,从不插言。后来搬到黑芝麻胡同,后来又搬到小乘巷,章宝琛弟弟的家住在四合院的两间南房。现在在启功家照顾启功的章景怀和郑吉吉就是他的侄子和侄媳妇。

自从新媳妇进门之后,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需启功操心。早晨一睁眼她就默默地干活,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,无论多么累,从来没有一句怨言。

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,又常闹病,不免时常发脾气,可是不管遇上多少委屈的事,她从来不顶一句嘴,有时实在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。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,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,可是,每次都是一面官司,妻子总是不言语,想吵也吵不起来。有多少回启功看见妻子独自躲在小屋里啜泣,看来这是她抒发心中委屈的惟一法子了。

1956年,启功母亲久病不起,弥留之际,拉着儿媳妇的手说:“我只一个儿子,没有女儿,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。”母亲死后,启功悲伤中想起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,想到她深明大义,对自己体贴入微,照顾十分周到,启功对她十分感激。启功曾十分激动地对妻子说:“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,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。”说着忍不住双膝跪下给妻子磕了一个头。

1957年的反“右派”运动,启功被划成“右派”分子。回家来,夫妻相对默默无言。妻子不解地问:“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当这个‘右派’呢?”

启功说:“这个你不知道,我参加过土改,划什么分子都有比例数,这个‘右派’也是有比例的,既然有比例,就有倒霉的,我就是倒霉的。”妻子还是不解地问:“可你除了教书、写字、画画,又干什么来着?”

启功想了一下说:“你想想,这不是明摆着,咱们是封建家庭,受的是层层的封建教育,连资产阶级思想都够不上,何况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呢?划我“右派”也不屈,宰了我也当不了左派啊!”只有一点启功想不通:“‘右派’就‘右派’吧,干吗还要加分子!”妻子见他那抱头痛苦的样子,就紧紧抱住丈夫,泣不成声:“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,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?如果你有个好歹,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?”她劝启功说:“谁批你,骂你,你都不要怕,陈校长知道你是个好人,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。”她深知启功爱讲话,“烦恼皆因多开口”,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:“有些不该讲的话,你要往下咽,使劲咽着……”


 六、贤妻(下)

在困难的时候,愈加显出妻子的一颗金子般的心。当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为“右派”而心灰意冷的时候,妻子也学着陈垣校长的样子劝说他埋头写书,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,现在没人给你出版,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。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,心头荡起一股暖流,解开了心头的死结。

当生活拮据的时候,妻子便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,换得钱做点好吃的,留着启功回来吃。她知道启功经常需要添置新的书,每月生活再紧,她也总要留出一部分钱给启功买书用。“文革”开始后,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,一切公开的读书、写作也被迫停止。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,启功内心出奇的平静。他想,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,我就私下里治学。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,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。一见红卫兵,她立即咳嗽,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。一次,造反派来抄家,什么也没查到,便问启功:“你家有‘封资修’的东西吗?”启功说:“‘资’没有,‘修’也没有,就是有‘封’。”几个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地说:“好吧,那就给你封上吧!”在门上贴了一个封条:“启功家已查封”。这样,他和妻子就更安心了。

“文革”中,红卫兵抄家,细心的妻子偷偷地把启功宝贵的藏书、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,放在一个缸里,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,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———神不知,鬼不觉,就连启功也没告诉。

1975年,老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,临去的时候,才把藏书、画、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。启功到后院挖啊、挖啊!挖出来打开一看,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,被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,连一张也没丢。

老伴去世后,1979年,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,宣布“右派”系错划。为他加了一级工资,他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。问他有什么意见,启功喟然叹曰:“改与不改,对我都无所谓了。”那位同志愕然问:“为什么?”启功说:“当初知道我被划为‘右派分子’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,一个是我老师陈垣,一个是我老伴,现在,这两个人都不在了……”说至此,不禁潸然泪下,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40多年,除了吃苦受累,提心吊胆,没过一天好日子,今天,终于直起腰来了,她却永远离开了他……

启功的老伴惟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孩子,她一直执著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。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,经常和女学生去看展览。亲戚中一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?没曾想她反而对那位老太太说:“不说他不会有问题,就是他有问题我也无怨言,我希望哪个女人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,也了了我的心愿!”她的善良已经到了超自我的程度。

1975年,老伴临走的时候,除了告诉文稿的藏处外,还嘱咐启功说:“我死了以后,你一定再找个人照顾你!”

启功听后说:“老朽如斯,哪会有人再跟我?”妻子说:“你如不信,可以,赌下输赢账!”启功说:“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么还?”妻子说:“自信必赢,且不需债还钱!”

妻子死后,做媒人四面八方来,启功先生不同意,介绍人竟来查房是双人床,说,启功肯定有意。启功知道以后,干脆把双人床换成现在用的单人床。

启功先生的好友张中行先生评价说:“像启功这样的好老伴,世间上没有超过她的,再怎么找,也找不到的!”

启功对老伴的感情是极深厚的,如果说启功尘缘未了,那么这绳子一头便牵系在夫人身上,使启功日夜萦怀,寐寤思之。启功与夫人栉风沐雨,相濡以沫,共历坎坷数十年,正当启功要“得劲儿”时,夫人却忽然撒手而去,启功悲伤至极。启功还有了“我应该受些苦才对得起她”之想。这种朴实宽厚的夫妻之情,以及可以猜测的启功心中“她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”的那种愧疚,不正是反过来说明了启功的道德情操吗?

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:“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,一个是陈垣老师,一个是我的老伴。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。老伴在时,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,我都没能满足她,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,她虽死而无怨,我却心里更加难受。我们是‘有难同当’了,却不能‘有福同享’。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,心里就越不好受,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,已经觉得名不副实了,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?况且我已无父母,也没有兄弟姐妹,又无儿无女,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,我要钱、要物、要名、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?我只有刻苦一点,心里才平衡一些。”


七、劫难(上)

启功到北师大以来,生活一直是比较安定的。不料,1957年以后,启功的生活就像突然间作了一场恶梦一样,一场劫难降临了,先是莫名其妙地被划成“右派”,接踵而来的是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“文革”。当初,他的确不知道,这档案子的由来。后来,他被揪到中国画院开批斗会,才把事情的原委慢慢地弄明白了。

当时,周总理为筹办建立画院事,从香港请来一位画界的名人叶恭绰,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,受命组建中国画院,任院长,并招揽了一批中青年画家到画院工作,也邀请启功到中国画院去。但启功想:“我是师大的人,主业是教书,再说,校长陈垣是他的知己,怎能抛弃师大这一摊事业,转去搞画院呢?”就对叶说:“我有封建感情,老记着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,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,他活着一天,我就不会离开师大!”两人来回纠缠了几天,还是陈垣说了话:“这样吧,师大这边不要离开,但你可以拿出半天去画院,权当帮忙!”老师的话,启功只得服从。

到了画院,他确实帮了不少忙,所有的公文报告都是他起草的。到了“反右”运动时,画院的人忽然想起了他,说他是叶恭绰的“狗头军师”。

其实,启功在画院的问题,最后也没几条像样的“罪状”,查所有档案记录没有任何言论,因为是搞运动,后期不得不照此例划几个“右派”,启功就这样被划进来啦!

不过,启功对“右派”两个字是无所谓的,只是后来加“分子”两个字,他就受不了啦!因为一加“分子”,他这个具体的人就突现出来了。当时他的心情不是很沉重的,而是一种无可奈何。他想,既然是搞运动,好比发一次大水,把多少房子和人都给冲了,命好的,可能逃出来,命坏的就要溺于水下,我就是那个倒霉的,这能怨谁呢?

划了“右派”,课也不能上啦!亲朋好友几乎不来往了!家里清净得很,这倒给他写作、思考提供了极好的条件。启功慢慢地从倒霉中品出其中的滋味来。每天开批斗会,他就优哉游哉,他就计划着写几本书,他的“脑力劳动”一天也没有停止过。当他被拉去陪斗,被抓去给造反派抄大字报的时候,台上哇哩哇啦大喊大叫的声音,在他脑子里却变成了古诗文平仄的声律;当年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的情景在脑子里一幕幕地影现出来。他非常惊异地发现,自己的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使,这么灵便,写得很快,每一个句子,都是那么清楚。他自己备了一个小记事本,还有一根铅笔头,一有奇思妙句,便记下来。半夜里睡觉,忽得一妙句,就爬起来匆匆记下来。第二天早晨一看,竟是逻辑性很强的、很精彩的见解,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出于自己的手。

因为怕人家看到,批他“不好好改造,走白专道路”,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大部分写在香烟盒、旧信封、小学生作业本的背面。写好后,就塞到房屋的一个布口袋里,到1962年,宣布摘掉“右派”帽子的时候,已经装满了四个口袋。

老伴深知启功的为人,每天回家的时候,便摸一遍启功的口袋,凡是有字的纸便掏出来,用手理平藏到后屋里的布口袋里边。在被划入另类的日子里,这个一向老实巴交的人,就是用这样“虚与应付”的法子,到1974年宣布解除他的管制的时候,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———《诗文声律论稿》。当时一个“右派”出书,不是一帆风顺的。

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个造反派头头,煞有介事地说,启功书稿中有不健康之处,他回答启功,你的书我们“不要”。启功回答也干脆:“不要就不要。”因此,这本书一直拖至1977年才得以问世。

结成集子前,启功做了些修改、补充,然后用小楷写成大32开给了中华书局。出版社提的这些意见,说修改后才能出版,启功先按出版社的意见进行了修改,又用小楷重写成小32开,之后,交给了出版社,这才给出版了。

《诗文声律论稿》一书,是启功教古典文学的一些经验所得,是古典诗、词、骈文、韵文、散文等文体中的声调特别是律调的法则,启功先生很谦虚地认为,现在只能指出它们的“当然”,还不能讲透它们的“所以然”,这些初步的结果,仅能说是进一步研究的阶梯和材料而已。

《启功丛稿》是启功继《古代字体论稿》、《诗文声律论稿》之后出版的第三本书,这一年启功50岁。

稿子是20世纪六十年代写的。启功带着稿子去陈垣先生家,请他题签。这时老师已经病了,身体虚弱,看起来是禁不住劳累的。陈垣一见有这么一大叠稿子,心情兴奋,非要看看不可,启功见了老师这般情景以后特别感动,又怕加重老师的病情,就想了个法子说:“这稿须修改,等改完以后再拿给老师看,先只留下书名,请老师给写一下!”启功心里明白,以后恐怕连这样简单的几个字,也不易多写了。于是,想出“启功丛稿”四个字请老师先写出来作为大题,长篇出来,再分别用在各篇名下。1967年政治空气正紧张之际,启功去看老师,老师口诵他最近给一位朋友题的小诗两首,现在启功只记得老师捋着胡须念:“老夫也是农家子,书屋于今号励耘。”抑扬之声调至今如在耳旁。


八、劫难(下)

这段时间内,带给他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拮据。他本来是北师大教授,划“右派”以后,工资只剩30元生活补助费,原有的积蓄也只能变卖一空,不得不打自己心爱的书画的主意啦。

一次,陈垣去逛琉璃厂,发现了展出在“荣宝斋”的一些书画,马上就认出这是启功家里的,就喊来秘书辨认。秘书一看说:“没错儿,这是启功家里的!”陈垣便把书画买下,回校后送到启功家里,还兑了100块钱,给他贴补家用。启功拿了钱,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:“我家里地方太小,实在没办法,卖了它们图个清爽、干净。”老师的关怀让启功心里头很感激,使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,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。

“反右”结束后,想不到一场更猛烈的“文革”来了!启功再一次成了被审查批判的对象。这时启功实在感到绝望了,他对老伴说:“‘反右派’我熬过来了,可是看来这次恐怕实在熬不过去了,不如死了算了!”老伴慌了,赶忙去找一些亲朋好友劝他。他一看老伴这么认真,倒笑了,说:“你们放心,我还有许多事要做,没工夫自杀!”

他提笔写了两句诗,上联是“草屋八九间”,下联是“梨桃松柏树”。启功曾引用陶渊明诗句中的“草屋八九间”写过一副对联:“草屋八九间,三径陶潜,有酒有鸡真富庶;梨桃数百树,小园庾信,何功何德滥吹嘘。”恰好“八九间”有双关寓意。这两句诗并不是启功当时的真实处境。他一直寄居在小乘巷内弟的两间草屋里。这里所说的八九间,是说他自己是排列在地富反坏右或知识分子间的八、九之间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学校把所有被审查的对象分为三类人:一类是关起来;一类是挂起来;再一类是靠边站。启功被列入挂起来的一类中,处境稍微好一些,还可以参加运动,跟造反派一起讨论和学习。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长——抄大字报,晚上可以回家,不过有事时,得随叫随到。他对这仅有的自由,已经很满足了。

那时候大字报如潮,造反派都喜欢找启功抄,因此他写的字一时成了学校有名的大字报体。启功对这件事,乐此不疲,他总结出抄大字报有五大好处:一是写起来不心疼纸;二是写好以后挂在墙上好坏能一眼看出来;三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“分子”每天都必须看这些大字报,优缺点都得到他们的品评;四是有些重要段落,他必须站着在墙上写,从而练起了悬腕和悬肘的功夫;五是不择笔,不管什么笔拿起来就能写。一次在绍兴开笔会,我去探访他,问他的字是怎么练出来的,他哈哈大笑说:“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!”

启功的解放多亏了毛主席当时的一句话:二十四史还得出。这下可把造反派难住了,他们哪懂二十四史呢?造反派不得不放启功到中华书局去搞注释。

他到了中华书局,如同鱼归大海,浑身有一种满足感。他把几年遭遇的不幸,一古脑儿都抛在脑后,全心全意地干起来。他分到的任务是负责《清史稿》的标点注释,由于他对清代历史、人物、典章、制度、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,任务完成得很好。从1971年至1980年,这项长达10年的艰苦工程使他逃脱了乱世。

平反后回到家里,他思绪万千。此刻他最思念的是他的老师和老伴。他面对他们的遗像,眼眶里盈满了泪水,他抬头看了看家中墙上挂的那副“草屋八九间,梨桃松柏树”的对联。在这时,启功把这副对联撕下来啦,他说:“我得有良心!我不能再挂这个八九间啦……这不成讽刺了吗?那个时候讽刺可以,现在不能讽刺了。”于是他兴奋地研好墨蘸上笔写了一副对联,然后踏在凳子上贴在墙上。

现在他一心一意掂记着的是后屋里的四口袋材料,那里装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心血结晶。他打算在有生之年,摒去一切杂务,写成几本关于书法、汉语语法、古代文学、文物鉴别的书。

启功摘掉“右派”帽子以后到如今,据我个人所知,目前已经出版的书有:

论语言文字的有《古代字体论稿》、《诗文声律论稿》、《说八股》;书画创作有《启功书法选》、《启功书画作品集》、《启功书法留影集》、《千字文》;书法理论有《书法概论》和《书法概论参考资料》、《论书绝句》等;论述金石文物的有《启功丛稿》;诗歌创作有《启功韵语》、《启功絮语》和《启功赘语》。

就从以上这些著作而论,启功先生涉猎的学术范围之广,功力之深以及才情之高,已至无需评论的境界。


九、书圣

在当今书法界谁是书圣?以我的拙见,非启功莫属。启功著有一本书法论丛,其中谈到他幼年学写字时的经历时说。

我上过小学,小学有一门书法课,我写的成绩虽不算最糟,也不够中上等。同学中有人写得好的有几位,他们有临华世奎的颜体字的,有学魏碑体的,有一位叫白志铭的师兄,他在家中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,写的字很有成熟的风貌。听几位优秀师兄们谈起他们自己的心得,什么方笔啦,圆笔啦,愈听愈糊涂,感谢白师兄说了些执笔不要死,手腕不要有意悬空,临帖不要死描点画,等等,我才算初步开了窍。后来离开学校,从戴绥之先生学经史词章,写字也不那么专心了。

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教于陈垣先生门下,初到初中教书,批改学生作文,又有字迹像样的要求了。这时影印碑帖已较风行,看到赵孟的《胆巴碑》和唐人写经的秀美一路,才懂得“笔法”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方法,而是按照每笔的点画在结字中的次序先后、长短、肥瘦、左右、圆转,顺序摆好,那么笔法、结字,都会好看了。此后才明白“方笔”是刻字工人在字迹上直接按每一笔画四周用刀直刻的刀痕,“圆笔”是刻字工人注意字迹点画的每笔边缘,婉转用刀锋去刻出的。后来到了辅仁大学教书,陈校长非常重视学生的文笔,尤其重视学生作文卷上的批字,常说如果学生卷上的字比教师批的字好,教师应该如何惭愧!一次命我作一场关于书法的演讲,用幻灯片放映许多碑帖的样本,命我按照碑帖的字迹作文评论。陈老师拿着一个长木板条(预备教师在黑板上画直线用的)在地上拍打,指挥应该换一个碑帖样片了。看到、讲到好的字样,观者大都赞叹,看到龙门造像中那些难看的字,都有表示难看的笑声。这次小讲演之后,大家练写字的风气为之一振。我怎么知道,因为常有师生拿写的字给我看,我才得知是那次讲演的效果。

当启功先生看到我的采访提纲上写着:“你怎样成为书法大师”的字样时,便立刻提笔把“大师”两个字勾掉,换上了一个“家”字,并说:“这就够了,其实我写字是臭名远扬,也算不了什么家。”

启功先生说:“我的书法和陈垣校长有关。我在大学教国文,批改作业,陈先生对我说:‘学生的字比你的字好,你怎么给学生批作业呀!’”启功先生也爱画画。一次,表舅请他画画,但预先却郑重嘱咐画好后,别在上面题款,画上的字找你的老师给题。这件事,对启功是一个莫大的刺激,从此发奋写字。

古人说,“书法以用笔为先”,于是他用了很多时间,临碑读帖,苦练用笔,一笔一笔地琢磨,如何转变,如何点撇。练了许久,他发现光是练用笔还不行,平着写还可以,一挂起来就“完了”。经过反复研究,他发现问题在字的“结体”。于是,把唐人写经以及很多名家碑帖用透明方格纸一次放大,用心描笔,从名家的笔画结构距离上,找到了结字的规律。

一般人学书法总是写“九宫格”或“米字格”,把方格分为若干等份。他发现问题就出在这“等份”上,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在中心,不能上下左右都定三等份。他采用了一个更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方法,就是“五三五”的不等份,上下左右的份儿较大,中间的份儿较小,而不是九等份。他还发现,字形结构存在着先紧后松,左紧右松,内紧外松的规律,而历来的“横平竖直”之说也不可尽信,平、直之中其实是有变化的,否则写出来的字就“傻”了。他体会到,所谓形似、神似之别首先在于字的结构,结构精神,就是神似。其次,才是用笔的肥瘦方圆。写字时,心中先要有这个字的骨架子,即所谓“胸有成竹,写起来笔下就有了底了”。

根据这些体会,他大胆地修正了宋元书法家赵孟“书法以用笔为先”的理论,选择了一条先有结构,后有笔法,“书法以结字为先”的道路。

20多岁时,他经过细心揣摩,临了一张王羲之的草字帖。有人拿去给一位老书法家看,老先生看后连声赞“好”!他说:“这是认识草字的人写的草字。”启功并未见过老先生的面,但老先生的这番话却使他和书法结了终生之缘。

 

十、墨宝

社会上流传说启功的字最好求,一是他不分尊卑,凡是有人来求,只要得闲就欣然命笔;二是他不要报酬,送礼的,送红包的一律拒收。这里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事。到了后期,求字者一传十,十传百,不绝于途,已经影响到启功的课徒教学的主业,他感到吃不消了。启功说:“我现在哪是写字呀,简直是‘刷’字。”后来求字的人来势更猛,如洪水泛滥,吓得他不得不悬挂免战牌,在门口挂上:大熊猫病啦!或启功心脏病发作需要静养的告示,但这样,求字者仍然等在门外。启功又不得不采取狡兔三窟的战略:搬家。即使如此,也无法把所有求字的人挡在门外。对于启功来说,写字本是一种乐事,但是现在的情况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大烦恼。为了应付这些来访者,往往要费去他很多时间和口舌。这些人为何仍这样言辞恳切趋之若鹜呢?说得直白些,就是启功的字能卖大价钱。有一回,启功问来访者:“我的字有什么好?”他说,你的字有效益,我们正在盖一座高楼,楼顶上挂上你写的招牌,再围上霓虹灯管,几十里外都能看见。启功说:“有这个必要吗?”来人说,当然很有必要,先生名气大,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经济效益。启功又问:“你们饭店讲究经济效益,我写字有没有效益呢?”那人说,当然有。启功又问:“是多少?”对方诡异地伸出两个指头!启功问:“是两万,20万?”那人不答,只是笑。末了不得不直说,是200万!启功最后说:“别说是200万,就是2000万我也不写!”

当然,这只是启功对铜臭味太浓的求字者的气话,不过经此一事倒启发了启功。他和院办公室的人商定:今后凡有商业性的求字,需先和院办公室打招呼,讲定价钱,最后由启功来办,所得收入一律登记在册,派做公益事业之用。

1993年,我家从西城区展览路搬到花园村,可是孙女上学去登记时学校不收,按规定要出几万元的赞助费。我觉得这种规定不合适,就跑到区教委反映情况,区文教书记听完我的意见后说,你先回去,明天上午电话回复。第二天早上秘书来电通知:你孙女父母都在国外,应予以照顾,经研究特批了一个名额给你,明天早上你就可以带着孙女去学校报到了!为表示谢意,我把家里的酒、西洋参包了几个包送到教委和学校。教委秘书拒收,他说这是应该做的,这礼不能收,接着他小声对我说,如果你认识启功,请他给写个字就行了!

第二天一大早,我到启功家求援。我本来知道启功心脏病犯了,在家休息,但事情紧急什么也顾不上了,硬着头皮敲他的家门。出来两个青年挡住门问,你有什么事,启功先生有病在身,不能会客!我说:“请你告诉他,鲍大姐看他来了!”两位学生听了很不理解的样子,心想启功那么大年纪了,你怎么称自己是鲍大姐?我又说:“请你们照我说的对他说就行了!”

不一会,一个学生出来脸带微笑有点歉意地对我说:“请进吧!”我也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说:“请你原谅,我并非不尊敬启先生,因为我们是老朋友,他是满族,习惯这么称呼。站到启功的床前悄悄地对他说:“我碰到点麻烦,想请你写几张字!”这时一位保健医生看启功起床穿外衣想说不行,启功扭扭头对大夫说:“今天这件事情你就不必管啦!……”说完便走出寝室的门坎来到书房,在桌前坐下摆好纸,再拿起笔,我赶紧把几张名片摆在桌子上,第一张写好了,是一张四尺三开的唐诗。

我急着对启功说:“不必写这么多字,几个字就可以了!”启功根本没听进去,继续按这个尺寸共写了4张。我已发现那位大夫很不高兴!我赶快把写好的字卷起来,感激万分又十分抱歉地对启功说:“让您受累了!快躺在床上休息吧!等孙女上学,我带她来给您磕头!”

孙女如愿以偿地上了理想的学校,那真叫心花怒放!赶个星期天,买了些启功喜欢吃的零食来到启功家,我按着孙女的头说:“快,快磕头谢谢启爷爷!”启功立即抱住孙女说:“不必了!只要你能上学,好好学习,爷爷比什么都高兴!记住,上高中时,如果还需要帮忙,就来告诉爷爷,爷爷给你还写!”

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成立时,王校长到我家来,想请启功先生给写个校名,这所学校是和美国合办的,校长是美国有经验的教育家。我便去启功家说明了这个情况。没再多说什么,他拿起笔来就给写了。而且是不厌其烦,比如,是“上地实验小学”他把“小”错写成“中”,回到家我才发现,转身又跑回启功家。启功不仅不怕麻烦,还很轻松地说:“这好办”,提笔在“中”字旁边又写了个“小”字,并说“这不碍事,把‘小’字剪下来,贴在‘中’字上面就行啦,用电脑一扫一点看不出来!”王校长来拿字,高兴地跳了起来,拍手说:“这可太好了,多给写了一个字,将来我们要扩大成中学时,这不校名已经提前写好‘上地实验中学’了嘛!”王校长要送启功钱,我说:“不用,启功不收礼!”第二天,王校长开车送来进贡皇帝吃的大米和绿豆什么的几大包,我说:“这可以!”便打个“的”,给启功送去。启功幽默地说:“是皇上吃的大米,那咱们吃不也成了皇上了吗!”他总是爱这样开玩笑!


 十一、赝品

在北京要淘换一张“启功”的字很容易,你只要揣上几十块钱到售卖字画的潘家园走一走,便可得到一幅,但我可以百分之百地告诉你:你得到的并不是启功亲手所写的作品,而是一幅与启功八杆子打不着的市井文人的伪作。

一天,几位好事的友人撺掇启功来到潘家园,看到门口的店铺都挂有启功写的字,启功的第一反应是惊愕,继之又笑起来,他想起了幼时曾经羡慕清代前辈被人模仿的殊荣,今天见到的情景,竟是他想也不敢想的,这里竟是署有启功名号的书法作品的海洋,虽然没有一件是他亲手所写,但全部是仿他的书法写的,内容也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习惯写的词句。有人打趣地问他感觉如何?启功先生笑答,写的都比我好。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在任何场合写过这些字。有人又问,既是假的你为何不写状子告他们?启功又笑啦:“这些假字都是些穷困之人因生活所迫,寻到的一种谋生手段,我一打假,也把他们的饭碗打碎啦!我为什么要这样做?”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。有些人认出这是真启功来啦,就围过来劝启功打假,启功坦然地说:“人家用我的名字是看得起我,他学的这手字一定花了不少功夫,再者,他是缺钱用,才干了这种事,他要是向我伸手借钱,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?”他向周围的人讲了古代书法名家唐伯虎和文征明的故事,他们在市场上看到有人仿造他们的书法,并没有生气,反倒在他们的赝品上再添几笔,题上款,以示支持,卖假字的人因而多赚了几吊钱,高兴而去!那些买了假字的人也十分高兴,因为他的损失并不大,高高兴兴地把字画带回家去了!此时,身在潘家园的启功多么想在所有的假字上亲手题上自己的名字,让他们都顺利地卖掉自己的假文字,高兴而去!可惜这里的假字实在是太多,题不胜题。启功在潘家园面对假字的海洋,并没有任何气恼的样子,而是充满着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。

有人向启功请教,怎样分辨启功字的真伪?启功谦虚地说:“写得好的是假的,写得不好的是真的!”有位领导有一天拿了一幅字,这是一幅几乎可乱真的作品,给启功看,并说:“我给你拿来一张字想请您看看,这个伪劣作品仿得多么像!”启功放下手里的活儿说:“好!好!我们看看!”来客把这幅字挂在墙上,启功带上眼镜走近仔细一看说:“我看你可不能这么说,这幅字可是伪而不劣呀!”来客紧接下去问:“您看这字跟您的字有哪些区别?”启功用手比划了一下说:“我的字是劣而不伪,你拿来的字是伪而不劣!”启功开了一个玩笑说:“这世界上,面对我的字大体有三种人,有一种人是不认识我的人,他们对我的生存是无所谓的;另一种人是对我感兴趣,并已经拿到了我的字的人,他们盼我赶紧死;第三种人是对我感兴趣但还没拿到我的字,所以他们盼我先别死。”

启功不仅对造假字的人持一种宽容大度的态度,而且很愿意做善事。

中华书局的一位老先生病重住院要动手术。手术前家人感谢医生,需要启功的两幅字以赠送。启先生闻言,当即写了,由人拿去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,手术前一天,又换成另外两位医生,家人惶惧。启功得知后,当即连书四幅,以应急而亲自送去,老先生见到启功后,抱着启功的手,说不出话来,就是哭。

1991年夏天,我国部分地区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,当启功得知国家减灾委员会成立了救灾捐赠接收办公室的消息后,他从写字的收入中拿出1万元送到接收办公室。随后,中国书法家协会也举办书法家赈灾义卖活动,那时已进入8月连续高温的暑期,启功先生不顾酷暑,亲自送去两件书法作品参加义卖售出1万元。接着他又参加了荣宝斋的义卖活动,精心创作出来朱、墨竹各一幅,售出2.4万元。他又亲临中央文史馆举办的赈灾义卖展现场,当场挥毫写下:“立民族志,先天下忧,沉灾共谈,风雨同舟,解囊之士,爱国之俦。”他的这幅作品连同他挂在展厅上的其他四幅作品当即被人收购,得到救灾款2.8万元。8月下旬,全国政协又举办赈灾捐献活动,他又送去两件作品,其中一件是他保存多年的在黄绫上书写的,换得款2万元。这年,启功先后捐款近10万元。他说:“我们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。真是‘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’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多难兴邦,这次洪涝灾害让我们经受了考验。”

但是,前不久,事先被启功亲自认定是假货的25幅书法,在北京荣宝斋迎春拍卖会中,还是被当作“启功作品”卖掉了,22幅成交价为47.2万元人民币。启功对小事十分宽容,但是原则问题他不让步。启功说:“假冒我的字画到处都是,但我从来没有为此公开说过半句话。这一次,我太气了……”启功认为这与造他的假字不同,这是以他的名义欺骗别人,对这种犯罪行为,要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。


 十二、处事

启功先生待人真诚、谦虚,而且非常直率,想说什么就说什么,不管谁在眼前,想发脾气就发脾气。我就曾亲眼见他发脾气的情景。

一天,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敲门进了家。一见启功便眉开眼笑地对他说:“上次,我们来时没见到您,留下两盒西洋参,您收到了吧?这次,是我妈让我们再来看看您,您好吗?”

一听说到他“妈”,启功脸色就不是个样儿了,出口就说:“西洋参那边有一堆,你们自己去挑一挑,哪份是你们的,给你妈拿回去吧。”两个人也没坐一坐,不好意思地扭头就走了。我小声对启功说:“您别生气,人家已经都走啦!”启功才消了点气,说:“他们不提他妈倒没什么,一提他妈我就气不打一处来!”启功的脸气得通红通红,说:“你不知道,他妈这人不好,我最困难那会儿,他妈那个挤兑我们哟!净说我们家和我的坏话,那时我挨斗的时候,他妈可高兴得要命呢!欺负我老伴,无中生有地骂我,老伴气得直哭,今天我好啦,他妈就不时地派孩子来看我,你说,这还叫人吗?还叫什么一个家族的人啊?”

今年4月启功去扬州回来,我去看他,问他,这次出去高兴吗?他说这次去扬州很多朋友请吃饭,还有送东西的。有一天,有人请吃晚饭,坐在旁边作陪的就怕启功吃不好,够不着,便不断地请吃这,请吃那,还不断地把菜夹到启功的碗里。启功先生不好意思地说:“不必客气,不必客气,我自己来。”启功愈说,他就愈不断地往碗里夹,最后启功碗中的菜满满的了,肉、鸡、鸭……已经没法下筷子了,即使这样了,对方还是不断地往里夹。这时,启功显得不太高兴,便找来一个空碗,放在桌子上说:“你夹吧,随便夹……”话音一落,甩袖子,不领情地走了!

我听完这个故事也觉得夹菜的那个人真没劲,这种请客人吃饭的方式有多笨,可是,我还是跟启功说:“不管怎么样,人家还是好心、客气,您看,您这么一走,多让人下不来台呀!”

启功说:“你不知道,我最不喜欢这样填鸭式的吃法了!”他说:“我们满族有个习俗,人死后,习惯在一个碗里装满各种肉类等食物,放在死人棺材头上,让死人带到阴曹地府去吃,只有人死啦,才是这种情景。你说,这个人奇怪不奇怪,他就是不听劝,他夹个没完,好像是好心,我见到这种情景心里就是不舒服。”

可我想,也是,夹这么多吃不了浪费还不说,尊重人的习俗很重要,请吃饭的人,要看准对象,免得惹人不高兴!扬州有一位有名的收藏家方宇兴是我的好朋友,他非常敬仰启先生,他听说启先生来到了扬州高兴万分,立即送去5000元钱给启功,让他拿着这钱在扬州好好玩玩。没想到,第二天,启功便让他侄媳把钱送还给了方先生,并再三表示谢意。
还有一次,一个戴眼镜的年岁不算小的男士进了启功家便自我介绍,说感谢启功先生给他题的书签,他如何如何感谢,可能下面还想说什么。启功开口了:“你让我给你题书签,我已经完成了任务,而且我已经收到了你给我的书,这不就行了吗?就不必再来啦,我已经领情啦,现在,你看我实在是太忙了,你看一看这一屋子的人……”

在书法界,启先生是最好求的人,人们抓住了这个特点,给写一次还不行,最好是二次,三次……

启功说,他和老教授张中行的经历差不多,都有过不少磨难,所以对世事也就多持无所谓的态度。不久前,正值深秋,张中行有山西之行,归后心脏不适。启功听说以后,送他一个字“该”!此后启功说,他曾劝告过他不要出门,因天时已变,若出游,也待来年春暖再玩。

人小的时候不听大人话,不爱多穿衣服又贪吃,穿少了再胡这么一吃,停食着凉,弄出病来,大人生气,屁股上给一巴掌,说“该”!这人老了跟小孩一样,到处乱跑闹病了,也是“该”。没过多久,启功便去看他。一次我去探访张中行,他对我还谈到了这件事,并说:“骂得好!我再也不随便出门了。”

我的朋友陈嵘琚得病了,启功知道以后,告诉我:“你们多劝劝他,他这个人我是清楚的,太内向啦,这样下去会把他毁了。遇见事情就怕想不开,田世光(著名画家)不是就因为这个死的吗!田世光得了病以后,就嘀咕这下子我可过不去啦,于是天天这么想,对谁都不说,闷在心里,结果给闷死了。”然后又说:“像我这样的就没事,上了医院,大夫说别动,别动!给你输液!我说输什么液呀,人家还要请我吃羊肉泡馍呢!所以,我就没事,他们就不行!”

据记载,启功年轻时性格就是这样开朗、豁达,特别爱较劲儿。比方人家说一件事该这么这么办,或者说,这么这么对,这时候,启功就爱说:“狗屁!那么那么办,不也行吗!”所以有一回比他长4岁的著名历史学家牟润荪就冲着启功说:“小启有个毛病,看什么都‘狗屁’!”


 十三、顽童

启功偌大年纪仍然保持一颗童心。他爱跟孩子们相处,见到孩子他的双眼就充溢着爱恋之情,自己也变成了小顽童。不是摸摸孩子的头,就是抱起孩子亲,再就弹小脑壳儿,孩子叫他一声“爷爷”,他就高兴得闭不上嘴,甚至把孩子逗哭了,他也咧着嘴笑个没完,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说:“听小孩哭或笑,就是听一首诗,一首歌,这是最美的音乐。”

比启功低一辈的金宗鼐的孙女祁雅,拿启爷爷给她写的诗说,这首诗是她小时被启爷爷逗哭了以后提笔给写的,她现在已经20多岁了,至今还保留着这一珍贵的纪念物。

启功先生还特别喜欢动物。他的客厅卧室中,触目可见者,除书画外,就是各式玩具的小动物。无论熊、狗、兔,还是猫、虎、鹿,一个个全都瞪圆了天真的大眼睛,好奇地望着他,令人顿生温柔怜悯之情。启功戏言道:“动物比人可爱。”

记得1983年,启功在香港大学讲学后,回到北京。当时出去时兴带回几大件,海关上的人见他什么都没带,久久诧异,检查完后再三问他:“带没带什么仪器一类的东西?”

启功回答:“有!有个小白兔打鼓,我在街头小摊上给亲戚的小孩买的。”

有一年夏天,我去他家,临走时,他说:“外面的阳光很毒,你该戴个帽子遮阳。”他书房中的两个框子,上下两层,装的全部是布做的动物玩具,摆放得很整齐,一排排,有站着的、坐着的;有脸朝外的,有仰头朝上的;有的是特大的大熊猫,大娃娃什么的。玻璃柜里放不下,就摆在框子外面的高台上或堆在宣纸堆上。他从中找到一个他认为很合适的动物,对我说:“你看这个怎么样?”我一看是一个大蛤蟆,头上顶着一顶很大的帽子,他顺手把蛤蟆头上的帽子拿下来,先顶在自己头上试了试,晃着脑袋对我说:“你看,这顶帽子不错吧?戴在头上完全可以遮阳的!”我把头赶快挪开,对他说:“这戴在头上在大街上走,不叫人笑掉大牙呀!”启功反驳说:“唉!你说这是不是帽子吧?戴在头上不照样可以遮阳吗?不难看,戴走吧!……”你想想,这玩具布蛤蟆戴的帽子,人都可以戴,这帽子该有多大了!不仅如此,连墙上挂的照片,都是放得尺寸很大的,启功抱着布玩具照的。

在启功家里不仅拥有数不清的布的动物玩具,连真的、活蹦乱跳的动物也养过。

前两年,启功家突然多了一位客人———一只很美丽可爱的清代“宫廷宠物的后代”小白哈巴狗。

我去的那天,它听到有敲门声,嗖一声跑到门口,先侧头听了听,然后又赶紧跑到启功面前,仰着头,吐出小红舌头,摇摇尾巴,朝启功“汪、汪”地叫了两声,意思是说,有人来了!于是,启功便慢慢地站起来往门前走,小狗摇着尾巴紧跟在后。启功先把门开了个小缝儿,把头探出来对我说:“别怕,别怕!它不咬人!你跟在我身后,它绝不会咬你的!”

可是,没想到过了一年,我再一次去启功家时,却不见小狗的踪影了!我问:“狗呢?”启功不太情愿地说:“还给人家了!”“为什么?”我接着问。启功当时没有正面回答我,他一定又想起小白狗与他相依为伴的日子来,于是表现出不大是滋味的样子。

每天晚饭后,小狗都陪着启功到院子里散步。狗一回到大自然便撒起欢来,摇着尾巴在前边跑,侄媳妇带着孩子在后边追,一面追,一面笑声不停,狗被追回来,就钻在启功脚下一动不动。这时,启功总是一边拍拍狗,一边对狗自言自语地说:“累了吧,痛快了吧!一天在家憋死了……”

白天,家中的人上班的上班,上学的上学,只有这条狗和启功作伴。

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,狗就在启功脚下,先一爪一爪挠他的脚,然后再冲启功的脸摆尾巴,时不时还哼哼几声!这时启功便会放下手中的活,低头摸着狗的头说:“知道啦,知道啦,该吃饭了是不是?”指着碗说:“你的饭在那儿,吃去吧!”狗回到主人为它准备好的食物面前,大口大口地吃着。这时启功也在吃饭。饭吃完,启功拿起杯子喝上几口水,小白狗也学启功那样喝上几口水,然后启功坐在沙发上休息,小狗赶快跑过来舔舔启功的手,逗得启功哈哈直乐。

这小白狗陪启功有一年半的时间了。有一天,接到派出所的通知,通知上写着关于养宠物的条例,上面有诸多说明,养狗得到派出所去上户口,交养狗的费用,等等。全家每一个人都傻了!晚上全家人围绕着小狗开了一个会。启功第一个发言说:“国家本来不主张在家养狗,如果一定要养,咱们必须遵守国家法制,再说,咱家这只狗是挺好玩的,也是我的一个伴儿,没有人管理,出了事怎么办。所以不能光考虑和我作伴儿,给大家逗乐儿。咱们听政府的话吧,和给咱狗的主人商量商量,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把狗领回去?!”送狗回老家的头一天,请狗美美地吃了一顿,第二天,狗又回到原来的主人家了。

启功从小就喜欢饲养小动物,因为,妈妈和姑姑都喜欢养小猫小狗。启功小时,不仅养过小猫小狗,还养过小兔、蛇、金鱼等各种小动物。他看人家养鸟很好玩,也想养鸟。那时读书人家的孩子不准提笼架鸟,就养了一只小雏鸡,把它装在笼子里,拿到树林里和养鸟人比。养鸟人见到他来时,便纷纷提起鸟笼远远躲开他。他莫名其妙,后来,才知道,人家是怕画眉、百灵一类名贵的鸟“学”了鸡叫,鸟就不值钱了。启功甚至还养过小田鼠,把小田鼠喂熟以后装在袖筒里玩。有一天,一位长辈到家中作客,他掏出了田鼠,把长辈吓了一大跳,他却哈哈大笑,得意地跑了!


十四、受骗

启功是一位平和的老人,从来不跟人怄气,他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帮助别人。惟独有一件事使他尝到了受骗的滋味,气得他闷声不语病在床上,少说也有几日。

一日,某友来访,看到启功用小楷书写的《论书绝句百首》。他粗读了一遍,就向启功提出了请求:“能否借给我回家细细地欣赏?”启功说:“好吧!你得记住还我!”友人连声诺诺。谁知拿走以后就杳无音信了,甚至连本人的面都见不到啦。原来,他拿了此物跑到了香港。

这本书是启功大半辈子的结晶,前20首是1935年他20岁以前的诗作,后80首是1961年到1968年之作。启功对这个作品非常钟爱,是他用小毛笔一首一首写下来的,他计划着早日出版,心里挺急。

一天,另一位朋友来报告消息,说是在市场上看到了这部书稿,已经装裱成册,装饰也挺精美,打来电话问:“是不是启功的真迹?”启功闻讯,立刻和师大办公室的侯刚一起去拍卖行验明真伪,拍卖行告诉他,这本诗作早年已被某先生卖给台湾的赵翔先生。拥有巨资的赵先生说,这样一部宝贵的作品,应该让世间的识者共同欣赏,于是把它付诸印刷。这本书在台湾首先出了影印本。赵先生此举纯粹是弘扬启功的书法和诗才,便预先声明此书是非卖品,印数有限,只馈赠好友。因此大陆见之甚少。启功对赵先生此举并不甚气恼,反而写诗赞曰:“其功德不减掩骼埋胔,今捧斯册,诵昔人深痛之言,喜慰之极,不觉涕泪盈襟也。”

启功最痛恨的是那位借走了书稿又卖掉的某先生的不智之举,他口口声声说,看过以后一定归还,一见有利可图,便把它卖给了台湾的赵翔,携巨款而去。令启功望眼欲穿地等了10多年,此人真是可恶之极。启功在拍卖场翻看了这本书,对侯刚说:“这就是马某借去的,不过,他背着我把它卖啦!”侯刚听了也十分气愤。

启功问拍卖的人:“这本要多少钱?”

拍卖者此时也大体弄明白了此事的原委,就说:“底价17万!”

启功听了略表诧异,便做主决定,转头对侯刚说:“我买下来了!”

成交之后,启功便抱着自己的心血之作,回到了家里。对此,启功感慨万分,这位所谓的好朋友竟能做出此事,这算什么朋友,竟拿此书去做了买卖。真是没想到,自己当年呕心沥血之作,到头来,还得自己把它买回来。他愈想愈气,不由得气出病来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,启功并没有与外人道及,只是在荣宝斋出版的《启功论书绝句百首》前言中含蓄地谈了这件事情:《南乡子》诗中也说了这件事,曰:“拙作论书绝句一百首原稿为友人携去,归于客商,展转复来燕市,价增竟至一倍。”诗中有了进一步的论述,不知道内情的人,并不知详情细事,诗曰:小笔细涂鸦,百首歪诗哪足夸。老友携归筹旅费,搬家。短册移居海一涯。转瞬入京华。拍卖行中又见它。旧迹有情如识我,哎呀,纸价腾飞一倍加。

《论书绝句百首》自序中说:“……友人见约,为之手录百首,云将附印于注本之后而未果,转为赵翔先生聘之以去。竟蒙珍重影印,加以精装,薄海流传,不佞朽骨为之增寿矣……”


十五:病痛

2000年初,忽听一位朋友告诉我:“你知不知道,启功先生得了‘围腰龙’,很是痛啊!”

我问:“是在什么部位?”“是在腰上!”(人们常以为“围腰龙”好像就是在腰上,其实不一定,有时脖子上、胳膊上、胸上……也会得。)

我听了这个消息,立即给美国旧金山的朋友刘维珊打电话。我在美国时,记得听她说过,她有一个偏方,把张学良的一个亲戚的“围腰龙”给治好了。

在电话中她告诉了偏方的药方———美国香菜、中国香菜、紫菜头、芹菜、白萝卜、青萝卜计六种,把这六种菜榨成汁,每天喝两杯,喝上三四天慢慢地就不会痛了,不知不觉中就会好起来。

其中,美国香菜不大好买,还有紫菜头,有时能买到,有时买不到。我想了个办法,给北京的大饭店打电话,问他们有没有。我坐在电话机旁,首先拨通新侨饭店的电话,再给莫斯科餐厅打电话,都说:“现在没有货。”

最后,我试着给友谊商店打电话。对方问:“你有什么用处,要的这么急?”我告诉他:“我是为了给一位老人治病用!”“什么人?”对方问,我说:“是一位书法家、学问家,80多岁的启功先生。”

这位接电话的是友谊商店的负责人,听口气他好像对启功有印象,听说是给启功治病用,便说:“请你先放下电话,我现在就去蔬菜部看一看有没有?”过了10分钟,这位同志把电话打到我家里,他说:“有,你大概要多少?”我告诉他,两个紫菜头和一斤美国香菜,我马上来取!”他很热情地说:“你住的离我这儿太远,你在家等着,我们马上给你送去!”

大约过了半小时,一辆汽车停在我家院里,两位小伙子手捧着菜到我家来了。我感激万分,谢了再谢!

他们硬是不收钱,他们说: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,能把启功先生的病治好,这点菜算什么……”我说:“不行,不行,这要叫启功先生知道了,他会不安的!”最后,他们实在没办法,只好收了几块钱,并再三表示,如果还需要,只要来一个电话,他们马上送来!

没过几天,提供这个偏方的在美国的刘维珊女士从美国赶回来,下了飞机第一件事就是去启功先生家榨菜汁儿,榨了两酒杯,先让启功先生分两次一天喝下去,而且,连去两次给启功榨菜汁儿。

启功先生的“围腰龙”经过多方治疗,慢慢地好了起来。病中几天没吃东西的启功,一天夜里饥饿难忍,他便自己挪了挪身子,伸手去掏放在床头箱子上的饼干盒,从中掏出两块饼干“嘎吧嘎吧”一口一口地吃着,我听说后就说:“你就不会喊一声你侄子让他过来给你拿?”他说:“唉,别啦!他白天工作已经很累了,我不想打扰他!”

这位刘维珊女士是我的好朋友,她是位古筝演奏家,在美国办了个“古筝学校”,培养了不少美国学生,我去了几次美国,大半是住在她的家里。有一次,我特地请启功给她写了一幅字,这幅字是:“弹筝奋逸响,新声妙入神”。她得到这张墨宝,高兴得不得了!说,我一定好好干,以表达对启功先生的谢意,这次听到启功得了“围腰龙”病,二话没说,坐上飞机就飞到了北京。

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启功年岁大了,原本没什么毛病的两个耳朵,慢慢地也听不清别人讲话了。

跟他说话,要靠近他的耳朵,还要大声说,他自己还要侧过头把耳朵靠过来,一只手还要扶着耳朵听。很有意思的是,我发现他与人说话时,也要把自己的嘴往人家的耳朵边靠,声音很大,好像别人和他一样听不清对方的话似的。这种情况,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了。我对他说:“你干吗不上医院看看?”他说:“看啦,就是不见好。”

大概过了很长时间,我再到他家,他变得利利索索的,说话不必大声喊啦,别人跟他说话,也用不着对着他的耳朵说话了,真是奇迹出现了,怎么会是这样?我问:“您的耳朵是怎么治好的?”他说:“你猜怎么着,从耳朵里掏出两大团‘耳屎’,唉,就不聋啦。”说完,他大笑,我也笑个不停。便问:“只要把耳屎掏出来就能把耳聋治好,这不是太简单了吗,为什么不早些往外掏?怎么看耳朵的医生就没发现呢?“

又过了没几年,启功的耳朵又不大灵了!于是,我便催着他快去医院,准是耳朵又被耳屎给堵啦,赶快叫大夫给掏出来。他说:“这回恐怕不那么简单了,恐怕真是老啦!耳朵真聋了……”


 十六、祝福

这是我和启功相识不久的一件事。一个冬天的下午,我和老伴为了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争吵起来,我俩的脾气都不大好,争论起来谁也不服输,不觉间两人的声音都高了八度,脸色通红,我想我俩都是这种急性子,再继续争下去会失去理智的。当时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啦,再毫无节制地吵下去,说不准要出问题的,倒不如出去散散心,消消气,回来再从长计议吧。那天天气很冷,呼呼的北风刮在脸上,我踏着地面的白雪,一步一步走到启功的家门前。启功也坐在家里闲着没事儿,我进门以后心想,可别让启功先生知道,他如果知道会替我们操心的。启功先生走到门口,照样问:“哪位?”我说:“是我!”

启功先生一边开门一边说:“外面下雪,冷吧,快进来暖和暖和。”

这时,我仍有些气恼,失去了平时见面时的欢声笑语,像个木偶似的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。启功上下打量了我一眼,好像察觉气氛不对,便问:“怎么不高兴啦?看你脸色这么难看,是不是和邱大哥吵嘴啦?”(启功惯称我老伴邱大哥。)我心想,这老先生真神,怎么一下子就猜中了我的心事。这下倒引逗我恢复到在家时的情绪,便一五一十地把吵架的经过向他诉说了一遍,最后还使劲儿地加了一句说:“启先生你说气不气人?”

启功听后,立刻前仰后合地哈哈大笑起来,边笑边说:“你们真是幸福啊!我衷心地祝福你们俩!”

我不解地问:“这话怎么讲?”

启功并没有回答我,而是坐在桌前,铺上一张纸,把毛笔在砚池中一沾,写下了这首诗,写完还签上名,又盖上了他的印章。

诗曰:夫妇甜心蜜不如,打痛骂爱悟非诬,向人夸耀无边乐,偏索惸鳏祝贺书。

  南英 文清 同志 俪鉴

  1991年冬

  启功

我拿过这首诗,只觉得字写得异常工整和隽秀,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我一时也摸不透,启功也没多说,好像是天机不可泄露。临别时说了一句:“这张字就送给你和邱大哥做个纪念吧!拿回家两个人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。”这时,我心头的气已经消了一半,脸上现出笑容,对启功说:“好啦,我该回家啦,好叫老伴早点看到你送的礼物。”他亲自开门把我一直送到门外。在回家的路上,我就暗自琢磨:“这样内容的诗,挂在哪儿是好呢?”后来,我和老伴时常拿出来捧在手上反复看,觉得这首诗的意义真是太深了!在这首诗里,启功告诉我们,夫妻之间,如胶似漆,不如打痛骂爱,我老汉是个茕鳏之人,多么羡慕能够找个人吵吵架,能吵架,这是多么幸福的呀!我想起了启功的一首悼亡诗。

诗曰:

  先母晚多病,高楼难再登,

  先妻值贫困,隹景未一经。

  今友邀我游,婉谢力不胜。

  风物每入眼,凄恻偷吞声。

直至今天,已经事隔20余年,启功还不愿与朋友谈起亡妻的旧事,甚至从不与人一起游山玩水。他说,看见别人双双相随,就会触景生情,想起老伴而伤心。

我又想起了启功先生写字前的那个神秘的一笑。启功是和佛教有缘的人,佛经里说:“笑即是悲,悲即是笑。”他当时的笑容,实际是在表露一种淡淡的悲哀,很可能当时浮现在他跟前的,是他已经失去的亡妻。


 十七、生活

启功最早的住处是在东城区的前马厂胡同和黑芝麻胡同,后来母死姑亡,加上他被划成“右派”,就搬到了内侄章景怀的住处———小乘巷,这地方离北师大近一些,上班比较方便。20多年前,正值改革开放之初,学校房子紧张,好在启功对此倒是无所求,有一个栖身之处就够了。小乘巷的房子只有两间旧平房,已属破烂不堪,住着启功夫妇两个人。启功的老伴一直以来以未能给启功生下一男半女而抱恨。病重的时候,曾劝启功能在诸多内侄中认养一个,启功问:“你想过认哪一个呢?”老伴说:“小华呀!这孩子我观察好久啦,朴实率直,我死后就托付他照顾你的晚年了!”启功是位好好先生,家里的事都是老伴操持,对众内侄一向采取等距离外交,凡事一视同仁。老伴过世后,他才渐渐感到老伴的先见之明,深感孤身生活有多么不方便。

他的内侄章景怀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司机,为人很实在,不抽烟,不喝酒,在单位评上先进也不去领证,这样的本性很对启功的脾气,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起生活了。后来内侄到了结婚年龄,就不得不在学校要了一间房子给他们结婚。启功说:“假如他们不结婚,可能还不会在一起住,自然形成他俩就跟着我啦。”这间房子就成了董寿平为启功题的“启功第二窟”。有时,小乘巷来了不速之客,启功就搬到这里偷几天清闲。但两边跑着终究不方便,学校便彻底解决了启功住房问题,这才搬到“第三窟”的新房,这地方不大,但环境优雅。这“第三窟”是北师大的“小红楼”,建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,楼分两层,每层就住两户,四间房。启功住在楼上西侧。小小的房间还是招架不住,两年后,为了工作需要,学校又把楼下西侧的一套,供给他工作之用,免收房租,但启功仍旧照交房租。

启功为自己所居“第三窟”起名为“浮光掠影楼”。楼上有四间房子,启功住两间,另外两间是给照顾他的侄子、侄媳和侄孙子住。

一年7月的一个大毒太阳的夏天,我来到启功家。和往常一样,敲门后,先听到启功的咳嗽声,接着便问:“哪位?”开了门只见他左手拿着一个装冰激凌的小白塑料盒,右手握着小木勺,一口一口地往嘴里送冰激凌。

到屋里坐下以后,冰激凌也吃完了,还用小木勺一遍一遍地刮,这可能是怕浪费,再就是还没吃够。接着他又弯下腰从地上拿起了一个小暖瓶,把水往冰激凌纸盒里倒了一点,拿手摇了摇,仰头喝到了肚子里。目睹这个情景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———老先生怎么这么会过日子!“我不知您这么爱吃,也不怕凉……下次来一定带两大盒日本式的冰激凌给您,叫您吃个够!”我感慨地说。

无独有偶,想起了另一件事。

青年作家陆昕写过这样一个故事:“……有一次,我去先生家闲谈,先生拿出芦柑招待,我们边吃边谈,我吃完了一个,先生刚吃完半个,忽有人来了,且来访者级别甚高,有众多随员。我见桌上食物凌乱不堪,便匆匆收拾了一下,顺手将芦柑皮和先生吃剩的半个一齐丢进沙发旁的纸篓里。客人走后,先生坐下来,眼睛到处瞧。我问:‘您找什么呢?’先生说:‘我记得我那个芦柑没吃完,怎么就没了?’我大窘忙说:‘让我给扔了。’先生一愣:‘别扔,那个还可以吃。’随即起身到厨房去,我也赶忙追过去,先生正在厨房的簸箕里寻找。先生见我来了,问:‘怎么这儿没有?’我说:‘我扔在客厅的纸篓里了。’先生又转身回到客厅,一边弯腰从纸篓里找出那半个芦柑,一边说:‘用水冲冲还可以吃。’我连忙去夺,说:‘我来吃,我扔的我吃。’先生却拿得紧紧的,道:‘不,不,你们年轻人哪能这样,我来我来。’随即先生走到厕所用凉水冲了冲,吃了。我生平脸上发烧的事并不算多,这可算得上是一回。”

启功在生活上很好伺候,吃东西特别将就。

有一次,我去他家他正准备吃饭。一个小木头长盘子里,放了一个小碗,碗里盛了大口吃也就能吃三四口的面条;另外两个小盘,一盘装了一点面酱,另一盘放了五六块小黄瓜条。老人端坐在桌前,满有兴趣地吃得津津有味。我忍不住开始发表意见:“您这顿饭可没多大营养啊,再说量也不足,这么凑合那行……”


吃罢饭,启功又把碗筷端端正正地摆在木盘里,端起来要去刷碗。我立即说:“我去刷吧!”他对我们顿了一会,说:“你知道怎么刷?又在哪儿刷?刷完后又往哪儿放?”我反驳说:“刷个碗谁不会,刷完就放在碗柜里呗!”他根本不理,两手端着木盘,一边嘟囔,一边往厨房走,我就跟在他后头,真想看看他刷碗是不是有什么新花样!果真花样很新———先一个一个把碗碟刷好,再一个一个地拿在手里,把水甩得干干净净,再一个一个整整齐齐地摆在木盘子里,最后端端正正放回柜子里的上端,嘴里还是嘟嘟囔囔地说:“这,你会吗?最后就该这样地放在这个地方……”说完还拿手指了一指。

碗刷完,我又跟在他身后回到原来的座位上,他很是得意的样子。

启功很讲礼节,他每逢出门或给学生讲课,总是穿得西装革履,整整齐齐。一回到家里便宽衣解带,怎么舒服就怎么来。在家中衣饰就很不讲究了。冬天的棉袄,袖口处半尺长的大口子,他照穿不误。秋天的毛衣,袖口上有许许多多的大小洞,他照样穿得心满意足。下身喜穿肥肥大大的绒裤或秋裤,足蹬旧得也有年头的千层底布鞋……

数十年节衣缩食,所有“俸禄”,全用在购买书上和周济别人,家中除了堆得满满的书籍,别无他物。平时,就是他侄子、侄媳照顾他。他们俩都有工作,下班回来就紧忙乎给启功做饭,做饭晚啦,他饿时,就吃几片饼干。他从来没请过保姆,他没有儿女,他说,至今能有侄子侄媳妇关照他就很满足了。(全文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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