鲍文清《启功杂忆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启功先生形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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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鲍文清所著的《启功杂忆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启功先生形象。作者与启功先生交往二十多年，本书是她根据亲自采访启功了解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的，介绍了她亲眼所见的启功鲜为人知的一面。
《启功杂忆》目录
1.简介（在上）
2.一、家世
3.二、苦难
4.三、求学
5.四、恩师
6.五、贤妻（上）
7.六、贤妻（下）
8.七、劫难（上）
9.八、劫难（下）
10.九、书圣
11.十、墨宝
12.十一、赝品
13.十二、处事
14.十三、顽童
15.十四、受骗
16.十五：病痛
17.十六、祝福
18.十七、生活
一、家世
启功先生的家世向来不大愿意向外人道及。去年，中央电视台某著名主持人（这位主持人以能够掏出任何人的隐秘而著称）在采访启功时曾经问及启功的家庭出身，启功对这个问题反应冷淡，顾左右而言他，东一榔头西一棒锤，弄得访问者如坠五里雾中，悻悻而去。个中缘由我大略知其一二。其一，这都是很遥远的往事，启功今天可以很容易说出《红楼梦》中某个人物的背景，却不愿说出自家的身世，因为启功并未身临其境，许多细节已无从探究，让他如何绘声绘色地去描述呢？其二，启功向来不愿炫耀自己，以启功先生的为人，他成长的年代也是解放前后，他出生于辛亥革命后一年，实际上并没有承受多少令人羡慕的门荫，从他这一代起饱经忧患，孤苦奋斗，他的曾祖父从幼时起就走上了通过科举升迁之路，到了启功这一辈，大半辈子生活于新旧社会交替之中，我窃思启功先生一定不愿多提及曾经显赫一时的家世，甚至想把这些东西摒出自己的记忆。
1979年，我第一次访问他时，他说过：“提到我的祖先，他们的路已经走完啦，而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。”
启功先生1912年7月26日出生在北京。据说他的哭声比其他婴儿清脆许多。他是长子，是皇族，理应得到更多的雨露滋润。
启功先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，排行第五，名弘昼。由于雍正皇帝没有把皇位传给弘昼，而传给了他的四阿哥———弘历（乾隆），弘昼自然只能当“王爷”了。因清代的爵位只由长子继承，到了“王爷”的下一代，也就是启功的高祖父载崇，由于他不是正室生的嫡系长子而被打入旁支另册，成为“旁支骈母”，只好从王府中分离出来，受封一等辅国将军。这时的启功家族，可谓今非昔比了。启功的高祖父去世后，到了启功的曾祖父溥良这一辈，已经沾不上皇家祖荫，成了所谓强干弱支，受封爵位的俸禄连养家都不够，只好靠教家馆来维持生活。启功的曾祖父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，虽然他仅靠教家馆度日，每月挣400两银子并不算少，但家口众多，仍然要奋发图强。他意识到，祖上的辉煌已经不能对自己有任何帮助了，他不甘居人之下，靠自己的努力谋取功名。由于有爵位不能参加科举考试，他就向朝廷请求革除封号俸禄，作为白丁走上科举入仕之路。启功的曾祖父破釜沉舟的努力终于使他考取了功名，他曾任江苏和广东学政。据《清史稿·部院大臣年表》记载，他在朝廷中先后担任过理藩院左侍郎、户部右侍郎、督察院满左都御史、礼部满尚书、礼部尚书。
启功的祖父名毓隆，在溥良的影响下，也走了科举之路。他是翰林出身，善书法，为典礼院学士，曾任四川学政、主考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溥良任督察院满左都御史时，担任这个职务的汉左都御史，正是以后临危受命、重振了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。两人谁也不会想到，几十年以后溥良的曾孙启功，在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执过教，声望远在他们之上。
似乎启功家族的自我奋斗精神，是充满遗传因子的，但启功的父亲爱新觉罗·恒同却未能充分体现这种精神。启功父亲的命运很不幸，在19岁的时候，尚未踏入仕途就早早夭亡。当时启功刚刚满1周岁，若不是祖父尚健在，可以想象，世界会为这年仅1岁的启功勾画出一幅什么样的前景呢？即便随祖父生活，减少了一些困难，但家境已相当贫寒，祖父是做学问的人，自古做学问的人，是没有太富的，因此，初涉入世的启功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河北易县度过的。之后的十年光景，启功在长辈的关爱和呵护下，过得很幸福。
那时，曾祖父有一门生，名叫陈云浩，亦是翰林，家为河北易县首富，广有资财，于是出资在易县城中购买房舍，请启功祖父居住，祖父携家人便迁居易县。易县是清西陵的所在地。启功10岁的时候，祖父也去世了，这下真的成了孤儿寡母，当学政的祖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，却留下了一些科举门生，其中也有曾祖父的门生，仰仗这些门生的周济，启功得以上学读书，并在学问上屡屡得到祖父门生的指点。
二、苦难
为祈福长寿，祖父让启功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，并接受当时的班禅喇嘛的灌顶，取名为“察格多尔扎布”（金刚佛母保佑的意思）。这雍和宫原来为雍正做亲王时的府邸，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改为雍和宫成为喇嘛寺。前殿供奉有黄教宗师宗喀巴铜像。这尊铜像是启功的师父筹集善款铸造的。每年春节，启功都要穿戴整齐去雍和宫参加佛事活动，他毕恭毕敬地坐在他第一次坐禅的垫子上，合掌闭目，将经文背诵如流。
在这个特殊的家庭环境里，启功的童年虽没有当年的豪华生活，却也在普通家庭之上，享尽了天伦之乐，过得幸福而愉快。他受到了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，养成了一生谦虚谨慎、勤奋好学、乐于助人、尊重老师的美德。
1922年，启功10岁时，曾祖父溥良因病在大年三十晚上去世。之后叔祖和续弦的祖母也与世长辞了。年幼的启功一夜之间，由大家钟爱的孙子，变成了承重孝、作主丧人的角色。这时的家业因偿还债务而破产，又卖掉了家藏的书画做殡葬的费用。当时母亲克连珍和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仅30余岁，便挑起家庭重担。在满族家庭中，未出嫁的姑姑地位是很高的。恒季华为了教养这一单传的侄子成人，毅然终身不嫁，并把自己看做这个家庭的男人，启功称姑姑为“爹爹”（按满人的习俗“爹爹”为叔叔的意思）。但是，在旧社会，这样孤儿寡母的家庭，没有经济收入，生活很快堕入贫苦境地。他的曾祖父和祖父的一些门生，看到启功一家生活艰难，把对老师的回报都集中到启功身上，经常周济他们一家。祖父在四川当主考的门生邵从恩先生和另一位门生唐子秦先生，共同募捐筹钱，然后把筹到的钱买了公债，每月可拿到30多块银元的利息，亲自交到启功家中，这些钱可以勉强维持一家生活之用。邵、唐二位先生鼓励启功努力学习，并表示愿意供他上大学，出国留学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启功学习也很刻苦努力，生怕辜负了他们的期望。
但是，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，启功家中毫无积蓄，经常遭到豪亲贵戚的白眼，那些人不同他家来往，怕被他家沾上。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压力，使启功的情绪经常处在矛盾和不安当中，他读不下去了，1931年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份工作，挣些钱奉养母亲和姑姑。
辍学后的启功，一面教家馆挣钱补贴家用，一面急于谋求工作机会。他向祖父的老门生说要找一份工作。老门生批评他说：“没出息，你不上大学、出国学习吗？”启功没敢当面回答，心里说：“还上大学、留学呢，我的母亲和姑姑谁养她们呀！”这时启功拜了贾羲民先生和吴镜汀先生为师学习绘画，想当个画师。可是当画师也不容易。这时候的启功，真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，升学放弃了，而小职员仍然当不上。他常说：“奇怪的是，如果当时有个小工作连续干下去，也不会有后来的节目可演啦！”
三、求学
启功念过小学，中学也未毕业，他怎么能够成为根底深厚的大学问家呢？这在许多局外人看来是一个谜。
启功小时候受的是封建家庭束缚式教育，家教很严，每天早晨起床后，首先要给曾祖父和祖父请安，他被告之，对待长辈老人要讲礼貌，对待年幼伙伴要谦让，这些教导对他一生做人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文化上的启蒙教育是从姑姑那里学习识字开姑的。姑姑把纸裁成小方块，每个方块上一个字，每天教新字，长大一些开始练习写字，描红模，写影格。祖父写出字来，让他在上面蒙上一层纸，照着下面字影写。那时候要写字不是为了书法艺术，而是为了巩固已经认识的字。三四岁上私塾以后，每天要写一篇大字，后来上小学，也有写字课，都是为了巩固所认过的字。启功还记得，小时候看见祖父教叔叔读书的情景，可以用念、背、打三个字来形容。但是，祖父对启功却没用过这种严格方法，而是循循善诱用讲故事的方式教他读书。启功回忆，他从五六岁起读《论语》，稍后读《尔雅》，再后读《孟子》。祖父给他讲《孟子》里孟子与梁惠王、齐威王的问答等等，启功听着大感兴趣，也渐渐明白了古书上的句子，并非都像咒语一样的不能懂，常常加了一两个字或换了一两个字，就跟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了，没什么神秘！他说这一点幼年的感觉，到今天还影响着他，觉得“今之汉语，犹古之汉语也”。
十几岁从吴县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，习作诗词文章。做古典语文的基本训练，已有了超出一般水平的基础。先生说：“你现在不能从头读经书了，但经书是根底，至少是应该知道的常识，稍后再读。现在先读些古文。”于是教他找了一本木版木刻本没圈点的《古文辞类纂》，先从柳文读起。怎样读？先生在选出的篇题上点一个朱笔点，一次选几篇，说：“你去用笔按句加点。”一天留的作业即是十几页，甚至几十页。回忆第一次回家点读时，天啊！黑字一大片，从哪里下笔点呢？没法子，只好硬着头皮去瞎点。
次日上课，战战兢兢呈上作业，心里想，老师如不斥责，也会嘻笑。谁料老师丝毫无表情，只是逐句低声念去，念到点错的地方，用朱笔挑去点的句点（当时只用一个点来断句），另点在正确的地方。这才开口解说这句是什么意思，那个点为什么错。启功才恍然大悟：凡点错处，都是不懂某个字、某个词以至某个句式。特别是人名、地名、官名等等硬度很强的专名词。谁知老师挑去的句点或更换句点的位置，每天总计并不太多，真出乎意料。
祖父不准他看闲书，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等都不准看，认为他还不到看这些书的程度。祖父书架上有许多书，如《资治通鉴》等，他又看不懂。街上偶尔有卖唱本的背着书匣子吆喝：“买唱本、看书！”听见吆喝声，启功就跑出去选两本回来，先给大人看一看，允许买就买下，不许买就退回去。他记得小时候只准买过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《猪八戒吃人参果》。
启功的祖父又是启功艺术爱好的启蒙者。小时候曾看见祖父信手在扇面上用笔墨点出些虫草、山水，扇面就成了生动的艺术品。这情形使他非常震撼，便暗下决心，将来要成为一名画家，做到和祖父一样。启功现在还珍藏着祖父的遗墨。
1924年，启功考入了位于崇文门内马匹厂的北京汇文小学。这是一所教会学校，校长和老师都是牧师，教学方式和学习内容与在家中和私塾馆都大不相同。除了学习语文外，还有算术、外语，还要读读圣经，学生可以向老师提问题，进行交流。这种方式很能引起启功的学习兴趣，使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许多。当时祖父的门生邵从恩和唐学秦先生，对启功的学习非常关心。邵先生怕他贪玩，允许他每个星期日到邵先生家去看一看，有时启功忘记去他家时，邵先生便亲自登门到他家检查作业，看到启功有进步，他们都感到欣慰。一次唐先生看到启功作的诗，竟激动得流下眼泪。
小孩子在心情舒畅的氛围中很容易适应，不仅学习新知识，还结识了新朋友，学业大见长进，和启功在汇文小学同桌学习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贾兰坡，物理学家王大衍都是他的好朋友。
启功小学毕业后，又升汇文中学的商科。为什么学商科？他只想尽快掌握一技之长，早些找到工作，好挣钱养家。他深知学习机会来得不易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每见课余之暇三五相聚于藏书之室，切磋琢磨，同德共勉！”
启功从懂事起的这十几年中，在文学艺术修养上的成就，已经超过了他在小学、中学学到的。中学辍学后，他已经能出口成章、落笔成画了。经祖父老世交介绍，他除了从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，还拜了贾羲民和吴镜汀学习绘画，老师经常带他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字画，观察古代名家作品。如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，郭熙的《早春图》等，都是启功在那时一再观察过的。有些老师和长辈随看随评论，这就使启功在国画鉴赏知识上受到不少启迪和教育，给他后来的书画鉴定打下了基础。如果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问题，当场就请教老前辈，得到答案后，使自己的疑难问题迎刃而解。
四、恩师
启功先生的恩师就是北师大原校长———陈垣。
启功原来并不认识陈垣。1933年，启功初中毕业时，祖父的老世交傅增湘，拿着启功的作业去见陈垣，意在为启功找一个谋生的机会。傅先生回来后对启功说：“援庵说你写作俱佳，他对你的印象不错。可以去见他，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，你只要多向陈先生请教，学到做学问的门径，这比得到一个聘书还重要，一生是用不尽的。”
启功记着这个嘱咐去见陈先生。初见时，启功看到陈垣眉目间肃穆威严，未免有点害怕，但陈垣却一把拉住他的手说：“我的叔父和你的祖父是同年翰林，我们还是世交呢。”其实陈先生早年就参加了辛亥革命，对于封建科举关系虽已不那么重视，但这句话却一下子拉近了陈垣和启功的距离。
1938年秋季开学后，陈垣聘他教“大一国文”。
在培养启功这一点上，陈垣显得那样执著，他似乎早已看出启功是个可造之才，很喜欢这个年轻人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亲切地称启功为“小孩”。开始几年，陈垣几乎是手把手地把自己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的知识，一一教给了他，可以说是揪着启功的耳朵一点点教出来的。
启功还记得陈垣先生曾在楼道里挂了许多玻璃框子，里边随时装入一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。要求有顶批，有总批，有加圈的地方，有加点的地方，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所在。后来启功先生才明白这是教师教学效果、批改水平的大检阅。
启功回忆：“我知道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、教育心理学，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，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，这是陈垣先生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的。”
严酷的现实，使启功认识到，自己是一个中学生，没有大学的学历，想要在这所高等学府待下去，并做出一些成绩来，必须比别人更加勤奋，以自己的真才实学，取得各方面的承认。从那时起，他即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、求真的精神，几十年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。
他善于向前辈专家学习，在辅仁大学，他结识了一批他尊敬的前辈专家学者，像沈兼士、余嘉锡诸先生，当时都已是蜚声社会的学界名流，富有教学经验的饱学之士。沈先生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的大家，在文字学、训诂学方面有很大的贡献。当时年轻的启功，也在沈先生的揄扬、提拔、鼓励和鞭策之中。余先生是我国著名目录学专家，读书广博、善辨真伪，能博学约取；他用功勤奋、持之以恒；做学问下笔不苟，引用资料，注重精确；对古人成说不盲从、不轻信，对启功也有较大影响。启功还结识了像于省吾、容庚、唐兰、郭家声等一些老先生，他们用功之勤、学问之博、治学之严谨、人品之高尚，都是启功学习的榜样。
他善于向同辈人学习。在辅仁大学，启功也结识了像牟润孙、台静农、余逊、柴德赓等一批当时还年轻却比他年长的同辈学者。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，互相启发，确实收到解难析疑、相得益彰的实效，真是“谊兼师友”。
启功从1933年教授附中一年级国文开始，直到新中国成立，在辅仁大学的讲台上，充分显露了他的才华，先后教授过中国文学史、中国美术史、历代韵文选、历代散文选等课程。由于他学识渊博，讲究教法，深入浅出，无论教什么课，都能得心应手，独具风格，颇受学生欢迎。
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，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，从辅仁的老师中找他的助手，想让启功去管一个室。启功去向陈老师请教。老师问：“你自己觉得怎样？”启功说：“我少无宦情。”老师听了哈哈大笑：“既然你无宦情，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，你是老师，是宾客；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，你是委员，是官员。”启功明白了，立刻告辞回来，写了一封信，表示感谢那位教授对他的重视，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。启功拿着这封信去请陈垣先生过目，老师看了没别的话，只说：值30元。这“30元”到了启功的耳朵里，就不是银元，而是金元了。
陈垣先生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，也是一位对中华民族怀有赤诚之心的爱国者。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，他曾因辅仁大学拒绝挂日本国旗而遭威胁，然而他大义凛然：“生我所欲也，义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他更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：“一个民族的消亡，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，没听说，民族文化不消亡，民族可以消亡。我们要做的是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，把这个继承下去。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，只管好好备课，教书，这也是抗战！”陈垣先生的这种品质，对启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。
五、贤妻（上）
在启功心底的另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人是他的妻子———章宝琛。她长启功两岁，23岁与启功结婚，到启功73岁时的1975年去世，骨灰埋在启功妈妈和姑姑的墓旁。
20世纪三十年代初，启功21岁的时候，母亲向他提出一门亲事。启功家是旗人，按清代传统都得在旗人内部论亲。
启功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，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，忙对母亲说：“我现在事业还没个定向，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？”母亲说：“你父亲死得早，妈守着你很苦呵，你早结了婚，身边有个人，我也就放心啦。”启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，母命难违，启功考虑了一下便对母亲说：“行啊，人，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！”
1932年，启功20岁时，母亲和姑姑为他相中了一位叫章宝琛的姑娘。
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启功家祭祖的日子———1932年3月5日，母亲和姑姑便叫章宝琛过来帮忙。母亲对启功说：“宝琛该来了，你到胡同口去接接她。”当时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，启功来到胡同口，看见对面林阴小道上，一位女子撑着把花伞，迈着莲花碎步，正袅袅娜娜地向他这边走来。启功的心顿时像被一只温柔的手摩挲了一下，不由轻轻地吟起了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这位女子不就是《雨巷》中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吗？
姑娘来到跟前，启功轻轻地问：“你是章宝琛？”她抬头看了启功一眼，羞涩地点点头柔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“我是启功。你比我想象中可爱、漂亮得多。”两片红霞倏地飞上章宝琛的脸颊，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。
1932年10月，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
虽说是新婚燕尔，却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言，因为原来没什么恋爱过程，只见过个把次面。可是渐渐地启功发现，这位容貌平常、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。
章宝琛由于生母早亡，父亲续弦，后妈对她非常刻薄，从小就吃了不少苦，她是带着同她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。当启功了解她的身世以后，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。
章宝琛个子矮矮的，眼睛大大的，皮肤白白的，样子端庄贤慧，爱穿一件蓝布衣衫，最可爱的是她从不发脾气，她勤劳、善良、贤慧，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。启功有时发脾气，她却从不言一声，很厚道，什么都忍受。
刚结婚，住在前马厂的鼓楼时，家里常有聚会，常来的有曹家琪、马焕然、熊琪，还有张中行。那时，启功的家一进门就是一个炕，地方很小，他们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半夜，启功的妻子站在炕前一言不发，一宿都端壶倒水侍候大家，从不插言。后来搬到黑芝麻胡同，后来又搬到小乘巷，章宝琛弟弟的家住在四合院的两间南房。现在在启功家照顾启功的章景怀和郑吉吉就是他的侄子和侄媳妇。
自从新媳妇进门之后，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需启功操心。早晨一睁眼她就默默地干活，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，无论多么累，从来没有一句怨言。
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，又常闹病，不免时常发脾气，可是不管遇上多少委屈的事，她从来不顶一句嘴，有时实在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。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，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，可是，每次都是一面官司，妻子总是不言语，想吵也吵不起来。有多少回启功看见妻子独自躲在小屋里啜泣，看来这是她抒发心中委屈的惟一法子了。
1956年，启功母亲久病不起，弥留之际，拉着儿媳妇的手说：“我只一个儿子，没有女儿，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。”母亲死后，启功悲伤中想起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，想到她深明大义，对自己体贴入微，照顾十分周到，启功对她十分感激。启功曾十分激动地对妻子说：“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，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。”说着忍不住双膝跪下给妻子磕了一个头。
1957年的反“右派”运动，启功被划成“右派”分子。回家来，夫妻相对默默无言。妻子不解地问：“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当这个‘右派’呢？”
启功说：“这个你不知道，我参加过土改，划什么分子都有比例数，这个‘右派’也是有比例的，既然有比例，就有倒霉的，我就是倒霉的。”妻子还是不解地问：“可你除了教书、写字、画画，又干什么来着？”
启功想了一下说：“你想想，这不是明摆着，咱们是封建家庭，受的是层层的封建教育，连资产阶级思想都够不上，何况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呢？划我“右派”也不屈，宰了我也当不了左派啊！”只有一点启功想不通：“‘右派’就‘右派’吧，干吗还要加分子！”妻子见他那抱头痛苦的样子，就紧紧抱住丈夫，泣不成声：“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，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？如果你有个好歹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她劝启功说：“谁批你，骂你，你都不要怕，陈校长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。”她深知启功爱讲话，“烦恼皆因多开口”，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：“有些不该讲的话，你要往下咽，使劲咽着……”
六、贤妻（下）
在困难的时候，愈加显出妻子的一颗金子般的心。当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为“右派”而心灰意冷的时候，妻子也学着陈垣校长的样子劝说他埋头写书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现在没人给你出版，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。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，心头荡起一股暖流，解开了心头的死结。
当生活拮据的时候，妻子便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，换得钱做点好吃的，留着启功回来吃。她知道启功经常需要添置新的书，每月生活再紧，她也总要留出一部分钱给启功买书用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，一切公开的读书、写作也被迫停止。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，启功内心出奇的平静。他想，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，我就私下里治学。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，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。一见红卫兵，她立即咳嗽，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。一次，造反派来抄家，什么也没查到，便问启功：“你家有‘封资修’的东西吗？”启功说：“‘资’没有，‘修’也没有，就是有‘封’。”几个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地说：“好吧，那就给你封上吧！”在门上贴了一个封条：“启功家已查封”。这样，他和妻子就更安心了。
“文革”中，红卫兵抄家，细心的妻子偷偷地把启功宝贵的藏书、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，放在一个缸里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，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———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就连启功也没告诉。
1975年，老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，临去的时候，才把藏书、画、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。启功到后院挖啊、挖啊！挖出来打开一看，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，被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，连一张也没丢。
老伴去世后，1979年，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，宣布“右派”系错划。为他加了一级工资，他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。问他有什么意见，启功喟然叹曰：“改与不改，对我都无所谓了。”那位同志愕然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启功说：“当初知道我被划为‘右派分子’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我老师陈垣，一个是我老伴，现在，这两个人都不在了……”说至此，不禁潸然泪下，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40多年，除了吃苦受累，提心吊胆，没过一天好日子，今天，终于直起腰来了，她却永远离开了他……
启功的老伴惟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孩子，她一直执著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。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，经常和女学生去看展览。亲戚中一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？没曾想她反而对那位老太太说：“不说他不会有问题，就是他有问题我也无怨言，我希望哪个女人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，也了了我的心愿！”她的善良已经到了超自我的程度。
1975年，老伴临走的时候，除了告诉文稿的藏处外，还嘱咐启功说：“我死了以后，你一定再找个人照顾你！”
启功听后说：“老朽如斯，哪会有人再跟我？”妻子说：“你如不信，可以，赌下输赢账！”启功说：“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么还？”妻子说：“自信必赢，且不需债还钱！”
妻子死后，做媒人四面八方来，启功先生不同意，介绍人竟来查房是双人床，说，启功肯定有意。启功知道以后，干脆把双人床换成现在用的单人床。
启功先生的好友张中行先生评价说：“像启功这样的好老伴，世间上没有超过她的，再怎么找，也找不到的！”
启功对老伴的感情是极深厚的，如果说启功尘缘未了，那么这绳子一头便牵系在夫人身上，使启功日夜萦怀，寐寤思之。启功与夫人栉风沐雨，相濡以沫，共历坎坷数十年，正当启功要“得劲儿”时，夫人却忽然撒手而去，启功悲伤至极。启功还有了“我应该受些苦才对得起她”之想。这种朴实宽厚的夫妻之情，以及可以猜测的启功心中“她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”的那种愧疚，不正是反过来说明了启功的道德情操吗？
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：“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，一个是陈垣老师，一个是我的老伴。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。老伴在时，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，我都没能满足她，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，她虽死而无怨，我却心里更加难受。我们是‘有难同当’了，却不能‘有福同享’。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，心里就越不好受，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，已经觉得名不副实了，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？况且我已无父母，也没有兄弟姐妹，又无儿无女，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，我要钱、要物、要名、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？我只有刻苦一点，心里才平衡一些。”
七、劫难（上）
启功到北师大以来，生活一直是比较安定的。不料，1957年以后，启功的生活就像突然间作了一场恶梦一样，一场劫难降临了，先是莫名其妙地被划成“右派”，接踵而来的是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“文革”。当初，他的确不知道，这档案子的由来。后来，他被揪到中国画院开批斗会，才把事情的原委慢慢地弄明白了。
当时，周总理为筹办建立画院事，从香港请来一位画界的名人叶恭绰，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，受命组建中国画院，任院长，并招揽了一批中青年画家到画院工作，也邀请启功到中国画院去。但启功想：“我是师大的人，主业是教书，再说，校长陈垣是他的知己，怎能抛弃师大这一摊事业，转去搞画院呢？”就对叶说：“我有封建感情，老记着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，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，他活着一天，我就不会离开师大！”两人来回纠缠了几天，还是陈垣说了话：“这样吧，师大这边不要离开，但你可以拿出半天去画院，权当帮忙！”老师的话，启功只得服从。
到了画院，他确实帮了不少忙，所有的公文报告都是他起草的。到了“反右”运动时，画院的人忽然想起了他，说他是叶恭绰的“狗头军师”。
其实，启功在画院的问题，最后也没几条像样的“罪状”，查所有档案记录没有任何言论，因为是搞运动，后期不得不照此例划几个“右派”，启功就这样被划进来啦！
不过，启功对“右派”两个字是无所谓的，只是后来加“分子”两个字，他就受不了啦！因为一加“分子”，他这个具体的人就突现出来了。当时他的心情不是很沉重的，而是一种无可奈何。他想，既然是搞运动，好比发一次大水，把多少房子和人都给冲了，命好的，可能逃出来，命坏的就要溺于水下，我就是那个倒霉的，这能怨谁呢？
划了“右派”，课也不能上啦！亲朋好友几乎不来往了！家里清净得很，这倒给他写作、思考提供了极好的条件。启功慢慢地从倒霉中品出其中的滋味来。每天开批斗会，他就优哉游哉，他就计划着写几本书，他的“脑力劳动”一天也没有停止过。当他被拉去陪斗，被抓去给造反派抄大字报的时候，台上哇哩哇啦大喊大叫的声音，在他脑子里却变成了古诗文平仄的声律；当年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的情景在脑子里一幕幕地影现出来。他非常惊异地发现，自己的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使，这么灵便，写得很快，每一个句子，都是那么清楚。他自己备了一个小记事本，还有一根铅笔头，一有奇思妙句，便记下来。半夜里睡觉，忽得一妙句，就爬起来匆匆记下来。第二天早晨一看，竟是逻辑性很强的、很精彩的见解，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出于自己的手。
因为怕人家看到，批他“不好好改造，走白专道路”，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大部分写在香烟盒、旧信封、小学生作业本的背面。写好后，就塞到房屋的一个布口袋里，到1962年，宣布摘掉“右派”帽子的时候，已经装满了四个口袋。
老伴深知启功的为人，每天回家的时候，便摸一遍启功的口袋，凡是有字的纸便掏出来，用手理平藏到后屋里的布口袋里边。在被划入另类的日子里，这个一向老实巴交的人，就是用这样“虚与应付”的法子，到1974年宣布解除他的管制的时候，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———《诗文声律论稿》。当时一个“右派”出书，不是一帆风顺的。
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个造反派头头，煞有介事地说，启功书稿中有不健康之处，他回答启功，你的书我们“不要”。启功回答也干脆：“不要就不要。”因此，这本书一直拖至1977年才得以问世。
结成集子前，启功做了些修改、补充，然后用小楷写成大32开给了中华书局。出版社提的这些意见，说修改后才能出版，启功先按出版社的意见进行了修改，又用小楷重写成小32开，之后，交给了出版社，这才给出版了。
《诗文声律论稿》一书，是启功教古典文学的一些经验所得，是古典诗、词、骈文、韵文、散文等文体中的声调特别是律调的法则，启功先生很谦虚地认为，现在只能指出它们的“当然”，还不能讲透它们的“所以然”，这些初步的结果，仅能说是进一步研究的阶梯和材料而已。
《启功丛稿》是启功继《古代字体论稿》、《诗文声律论稿》之后出版的第三本书，这一年启功50岁。
稿子是20世纪六十年代写的。启功带着稿子去陈垣先生家，请他题签。这时老师已经病了，身体虚弱，看起来是禁不住劳累的。陈垣一见有这么一大叠稿子，心情兴奋，非要看看不可，启功见了老师这般情景以后特别感动，又怕加重老师的病情，就想了个法子说：“这稿须修改，等改完以后再拿给老师看，先只留下书名，请老师给写一下！”启功心里明白，以后恐怕连这样简单的几个字，也不易多写了。于是，想出“启功丛稿”四个字请老师先写出来作为大题，长篇出来，再分别用在各篇名下。1967年政治空气正紧张之际，启功去看老师，老师口诵他最近给一位朋友题的小诗两首，现在启功只记得老师捋着胡须念：“老夫也是农家子，书屋于今号励耘。”抑扬之声调至今如在耳旁。
八、劫难（下）
这段时间内，带给他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拮据。他本来是北师大教授，划“右派”以后，工资只剩30元生活补助费，原有的积蓄也只能变卖一空，不得不打自己心爱的书画的主意啦。
一次，陈垣去逛琉璃厂，发现了展出在“荣宝斋”的一些书画，马上就认出这是启功家里的，就喊来秘书辨认。秘书一看说：“没错儿，这是启功家里的！”陈垣便把书画买下，回校后送到启功家里，还兑了100块钱，给他贴补家用。启功拿了钱，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：“我家里地方太小，实在没办法，卖了它们图个清爽、干净。”老师的关怀让启功心里头很感激，使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，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。
“反右”结束后，想不到一场更猛烈的“文革”来了！启功再一次成了被审查批判的对象。这时启功实在感到绝望了，他对老伴说：“‘反右派’我熬过来了，可是看来这次恐怕实在熬不过去了，不如死了算了！”老伴慌了，赶忙去找一些亲朋好友劝他。他一看老伴这么认真，倒笑了，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我还有许多事要做，没工夫自杀！”
他提笔写了两句诗，上联是“草屋八九间”，下联是“梨桃松柏树”。启功曾引用陶渊明诗句中的“草屋八九间”写过一副对联：“草屋八九间，三径陶潜，有酒有鸡真富庶；梨桃数百树，小园庾信，何功何德滥吹嘘。”恰好“八九间”有双关寓意。这两句诗并不是启功当时的真实处境。他一直寄居在小乘巷内弟的两间草屋里。这里所说的八九间，是说他自己是排列在地富反坏右或知识分子间的八、九之间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学校把所有被审查的对象分为三类人：一类是关起来；一类是挂起来；再一类是靠边站。启功被列入挂起来的一类中，处境稍微好一些，还可以参加运动，跟造反派一起讨论和学习。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长——抄大字报，晚上可以回家，不过有事时，得随叫随到。他对这仅有的自由，已经很满足了。
那时候大字报如潮，造反派都喜欢找启功抄，因此他写的字一时成了学校有名的大字报体。启功对这件事，乐此不疲，他总结出抄大字报有五大好处：一是写起来不心疼纸；二是写好以后挂在墙上好坏能一眼看出来；三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“分子”每天都必须看这些大字报，优缺点都得到他们的品评；四是有些重要段落，他必须站着在墙上写，从而练起了悬腕和悬肘的功夫；五是不择笔，不管什么笔拿起来就能写。一次在绍兴开笔会，我去探访他，问他的字是怎么练出来的，他哈哈大笑说：“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！”
启功的解放多亏了毛主席当时的一句话：二十四史还得出。这下可把造反派难住了，他们哪懂二十四史呢？造反派不得不放启功到中华书局去搞注释。
他到了中华书局，如同鱼归大海，浑身有一种满足感。他把几年遭遇的不幸，一古脑儿都抛在脑后，全心全意地干起来。他分到的任务是负责《清史稿》的标点注释，由于他对清代历史、人物、典章、制度、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，任务完成得很好。从1971年至1980年，这项长达10年的艰苦工程使他逃脱了乱世。
平反后回到家里，他思绪万千。此刻他最思念的是他的老师和老伴。他面对他们的遗像，眼眶里盈满了泪水，他抬头看了看家中墙上挂的那副“草屋八九间，梨桃松柏树”的对联。在这时，启功把这副对联撕下来啦，他说：“我得有良心！我不能再挂这个八九间啦……这不成讽刺了吗？那个时候讽刺可以，现在不能讽刺了。”于是他兴奋地研好墨蘸上笔写了一副对联，然后踏在凳子上贴在墙上。
现在他一心一意掂记着的是后屋里的四口袋材料，那里装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心血结晶。他打算在有生之年，摒去一切杂务，写成几本关于书法、汉语语法、古代文学、文物鉴别的书。
启功摘掉“右派”帽子以后到如今，据我个人所知，目前已经出版的书有：
论语言文字的有《古代字体论稿》、《诗文声律论稿》、《说八股》；书画创作有《启功书法选》、《启功书画作品集》、《启功书法留影集》、《千字文》；书法理论有《书法概论》和《书法概论参考资料》、《论书绝句》等；论述金石文物的有《启功丛稿》；诗歌创作有《启功韵语》、《启功絮语》和《启功赘语》。
就从以上这些著作而论，启功先生涉猎的学术范围之广，功力之深以及才情之高，已至无需评论的境界。
九、书圣
在当今书法界谁是书圣？以我的拙见，非启功莫属。启功著有一本书法论丛，其中谈到他幼年学写字时的经历时说。
我上过小学，小学有一门书法课，我写的成绩虽不算最糟，也不够中上等。同学中有人写得好的有几位，他们有临华世奎的颜体字的，有学魏碑体的，有一位叫白志铭的师兄，他在家中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，写的字很有成熟的风貌。听几位优秀师兄们谈起他们自己的心得，什么方笔啦，圆笔啦，愈听愈糊涂，感谢白师兄说了些执笔不要死，手腕不要有意悬空，临帖不要死描点画，等等，我才算初步开了窍。后来离开学校，从戴绥之先生学经史词章，写字也不那么专心了。
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教于陈垣先生门下，初到初中教书，批改学生作文，又有字迹像样的要求了。这时影印碑帖已较风行，看到赵孟的《胆巴碑》和唐人写经的秀美一路，才懂得“笔法”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方法，而是按照每笔的点画在结字中的次序先后、长短、肥瘦、左右、圆转，顺序摆好，那么笔法、结字，都会好看了。此后才明白“方笔”是刻字工人在字迹上直接按每一笔画四周用刀直刻的刀痕，“圆笔”是刻字工人注意字迹点画的每笔边缘，婉转用刀锋去刻出的。后来到了辅仁大学教书，陈校长非常重视学生的文笔，尤其重视学生作文卷上的批字，常说如果学生卷上的字比教师批的字好，教师应该如何惭愧！一次命我作一场关于书法的演讲，用幻灯片放映许多碑帖的样本，命我按照碑帖的字迹作文评论。陈老师拿着一个长木板条（预备教师在黑板上画直线用的）在地上拍打，指挥应该换一个碑帖样片了。看到、讲到好的字样，观者大都赞叹，看到龙门造像中那些难看的字，都有表示难看的笑声。这次小讲演之后，大家练写字的风气为之一振。我怎么知道，因为常有师生拿写的字给我看，我才得知是那次讲演的效果。
当启功先生看到我的采访提纲上写着：“你怎样成为书法大师”的字样时，便立刻提笔把“大师”两个字勾掉，换上了一个“家”字，并说：“这就够了，其实我写字是臭名远扬，也算不了什么家。”
启功先生说：“我的书法和陈垣校长有关。我在大学教国文，批改作业，陈先生对我说：‘学生的字比你的字好，你怎么给学生批作业呀！’”启功先生也爱画画。一次，表舅请他画画，但预先却郑重嘱咐画好后，别在上面题款，画上的字找你的老师给题。这件事，对启功是一个莫大的刺激，从此发奋写字。
古人说，“书法以用笔为先”，于是他用了很多时间，临碑读帖，苦练用笔，一笔一笔地琢磨，如何转变，如何点撇。练了许久，他发现光是练用笔还不行，平着写还可以，一挂起来就“完了”。经过反复研究，他发现问题在字的“结体”。于是，把唐人写经以及很多名家碑帖用透明方格纸一次放大，用心描笔，从名家的笔画结构距离上，找到了结字的规律。
一般人学书法总是写“九宫格”或“米字格”，把方格分为若干等份。他发现问题就出在这“等份”上，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在中心，不能上下左右都定三等份。他采用了一个更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方法，就是“五三五”的不等份，上下左右的份儿较大，中间的份儿较小，而不是九等份。他还发现，字形结构存在着先紧后松，左紧右松，内紧外松的规律，而历来的“横平竖直”之说也不可尽信，平、直之中其实是有变化的，否则写出来的字就“傻”了。他体会到，所谓形似、神似之别首先在于字的结构，结构精神，就是神似。其次，才是用笔的肥瘦方圆。写字时，心中先要有这个字的骨架子，即所谓“胸有成竹，写起来笔下就有了底了”。
根据这些体会，他大胆地修正了宋元书法家赵孟“书法以用笔为先”的理论，选择了一条先有结构，后有笔法，“书法以结字为先”的道路。
20多岁时，他经过细心揣摩，临了一张王羲之的草字帖。有人拿去给一位老书法家看，老先生看后连声赞“好”！他说：“这是认识草字的人写的草字。”启功并未见过老先生的面，但老先生的这番话却使他和书法结了终生之缘。
十、墨宝
社会上流传说启功的字最好求，一是他不分尊卑，凡是有人来求，只要得闲就欣然命笔；二是他不要报酬，送礼的，送红包的一律拒收。这里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事。到了后期，求字者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绝于途，已经影响到启功的课徒教学的主业，他感到吃不消了。启功说：“我现在哪是写字呀，简直是‘刷’字。”后来求字的人来势更猛，如洪水泛滥，吓得他不得不悬挂免战牌，在门口挂上：大熊猫病啦！或启功心脏病发作需要静养的告示，但这样，求字者仍然等在门外。启功又不得不采取狡兔三窟的战略：搬家。即使如此，也无法把所有求字的人挡在门外。对于启功来说，写字本是一种乐事，但是现在的情况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大烦恼。为了应付这些来访者，往往要费去他很多时间和口舌。这些人为何仍这样言辞恳切趋之若鹜呢？说得直白些，就是启功的字能卖大价钱。有一回，启功问来访者：“我的字有什么好？”他说，你的字有效益，我们正在盖一座高楼，楼顶上挂上你写的招牌，再围上霓虹灯管，几十里外都能看见。启功说：“有这个必要吗？”来人说，当然很有必要，先生名气大，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经济效益。启功又问：“你们饭店讲究经济效益，我写字有没有效益呢？”那人说，当然有。启功又问：“是多少？”对方诡异地伸出两个指头！启功问：“是两万，20万？”那人不答，只是笑。末了不得不直说，是200万！启功最后说：“别说是200万，就是2000万我也不写！”
当然，这只是启功对铜臭味太浓的求字者的气话，不过经此一事倒启发了启功。他和院办公室的人商定：今后凡有商业性的求字，需先和院办公室打招呼，讲定价钱，最后由启功来办，所得收入一律登记在册，派做公益事业之用。
1993年，我家从西城区展览路搬到花园村，可是孙女上学去登记时学校不收，按规定要出几万元的赞助费。我觉得这种规定不合适，就跑到区教委反映情况，区文教书记听完我的意见后说，你先回去，明天上午电话回复。第二天早上秘书来电通知：你孙女父母都在国外，应予以照顾，经研究特批了一个名额给你，明天早上你就可以带着孙女去学校报到了！为表示谢意，我把家里的酒、西洋参包了几个包送到教委和学校。教委秘书拒收，他说这是应该做的，这礼不能收，接着他小声对我说，如果你认识启功，请他给写个字就行了！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到启功家求援。我本来知道启功心脏病犯了，在家休息，但事情紧急什么也顾不上了，硬着头皮敲他的家门。出来两个青年挡住门问，你有什么事，启功先生有病在身，不能会客！我说：“请你告诉他，鲍大姐看他来了！”两位学生听了很不理解的样子，心想启功那么大年纪了，你怎么称自己是鲍大姐？我又说：“请你们照我说的对他说就行了！”
不一会，一个学生出来脸带微笑有点歉意地对我说：“请进吧！”我也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说：“请你原谅，我并非不尊敬启先生，因为我们是老朋友，他是满族，习惯这么称呼。站到启功的床前悄悄地对他说：“我碰到点麻烦，想请你写几张字！”这时一位保健医生看启功起床穿外衣想说不行，启功扭扭头对大夫说：“今天这件事情你就不必管啦！……”说完便走出寝室的门坎来到书房，在桌前坐下摆好纸，再拿起笔，我赶紧把几张名片摆在桌子上，第一张写好了，是一张四尺三开的唐诗。
我急着对启功说：“不必写这么多字，几个字就可以了！”启功根本没听进去，继续按这个尺寸共写了4张。我已发现那位大夫很不高兴！我赶快把写好的字卷起来，感激万分又十分抱歉地对启功说：“让您受累了！快躺在床上休息吧！等孙女上学，我带她来给您磕头！”
孙女如愿以偿地上了理想的学校，那真叫心花怒放！赶个星期天，买了些启功喜欢吃的零食来到启功家，我按着孙女的头说：“快，快磕头谢谢启爷爷！”启功立即抱住孙女说：“不必了！只要你能上学，好好学习，爷爷比什么都高兴！记住，上高中时，如果还需要帮忙，就来告诉爷爷，爷爷给你还写！”
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成立时，王校长到我家来，想请启功先生给写个校名，这所学校是和美国合办的，校长是美国有经验的教育家。我便去启功家说明了这个情况。没再多说什么，他拿起笔来就给写了。而且是不厌其烦，比如，是“上地实验小学”他把“小”错写成“中”，回到家我才发现，转身又跑回启功家。启功不仅不怕麻烦，还很轻松地说：“这好办”，提笔在“中”字旁边又写了个“小”字，并说“这不碍事，把‘小’字剪下来，贴在‘中’字上面就行啦，用电脑一扫一点看不出来！”王校长来拿字，高兴地跳了起来，拍手说：“这可太好了，多给写了一个字，将来我们要扩大成中学时，这不校名已经提前写好‘上地实验中学’了嘛！”王校长要送启功钱，我说：“不用，启功不收礼！”第二天，王校长开车送来进贡皇帝吃的大米和绿豆什么的几大包，我说：“这可以！”便打个“的”，给启功送去。启功幽默地说：“是皇上吃的大米，那咱们吃不也成了皇上了吗！”他总是爱这样开玩笑！
十一、赝品
在北京要淘换一张“启功”的字很容易，你只要揣上几十块钱到售卖字画的潘家园走一走，便可得到一幅，但我可以百分之百地告诉你：你得到的并不是启功亲手所写的作品，而是一幅与启功八杆子打不着的市井文人的伪作。
一天，几位好事的友人撺掇启功来到潘家园，看到门口的店铺都挂有启功写的字，启功的第一反应是惊愕，继之又笑起来，他想起了幼时曾经羡慕清代前辈被人模仿的殊荣，今天见到的情景，竟是他想也不敢想的，这里竟是署有启功名号的书法作品的海洋，虽然没有一件是他亲手所写，但全部是仿他的书法写的，内容也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习惯写的词句。有人打趣地问他感觉如何?启功先生笑答，写的都比我好。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在任何场合写过这些字。有人又问，既是假的你为何不写状子告他们?启功又笑啦：“这些假字都是些穷困之人因生活所迫，寻到的一种谋生手段，我一打假，也把他们的饭碗打碎啦!我为什么要这样做?”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。有些人认出这是真启功来啦，就围过来劝启功打假，启功坦然地说：“人家用我的名字是看得起我，他学的这手字一定花了不少功夫，再者，他是缺钱用，才干了这种事，他要是向我伸手借钱，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?”他向周围的人讲了古代书法名家唐伯虎和文征明的故事，他们在市场上看到有人仿造他们的书法，并没有生气，反倒在他们的赝品上再添几笔，题上款，以示支持，卖假字的人因而多赚了几吊钱，高兴而去!那些买了假字的人也十分高兴，因为他的损失并不大，高高兴兴地把字画带回家去了!此时，身在潘家园的启功多么想在所有的假字上亲手题上自己的名字，让他们都顺利地卖掉自己的假文字，高兴而去!可惜这里的假字实在是太多，题不胜题。启功在潘家园面对假字的海洋，并没有任何气恼的样子，而是充满着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。
有人向启功请教，怎样分辨启功字的真伪?启功谦虚地说：“写得好的是假的，写得不好的是真的!”有位领导有一天拿了一幅字，这是一幅几乎可乱真的作品，给启功看，并说：“我给你拿来一张字想请您看看，这个伪劣作品仿得多么像!”启功放下手里的活儿说：“好!好!我们看看!”来客把这幅字挂在墙上，启功带上眼镜走近仔细一看说：“我看你可不能这么说，这幅字可是伪而不劣呀!”来客紧接下去问：“您看这字跟您的字有哪些区别?”启功用手比划了一下说：“我的字是劣而不伪，你拿来的字是伪而不劣!”启功开了一个玩笑说：“这世界上,面对我的字大体有三种人，有一种人是不认识我的人，他们对我的生存是无所谓的；另一种人是对我感兴趣，并已经拿到了我的字的人，他们盼我赶紧死；第三种人是对我感兴趣但还没拿到我的字，所以他们盼我先别死。”
启功不仅对造假字的人持一种宽容大度的态度，而且很愿意做善事。
中华书局的一位老先生病重住院要动手术。手术前家人感谢医生，需要启功的两幅字以赠送。启先生闻言，当即写了，由人拿去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手术前一天，又换成另外两位医生，家人惶惧。启功得知后，当即连书四幅，以应急而亲自送去，老先生见到启功后，抱着启功的手，说不出话来，就是哭。
1991年夏天，我国部分地区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，当启功得知国家减灾委员会成立了救灾捐赠接收办公室的消息后，他从写字的收入中拿出1万元送到接收办公室。随后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也举办书法家赈灾义卖活动，那时已进入8月连续高温的暑期，启功先生不顾酷暑，亲自送去两件书法作品参加义卖售出1万元。接着他又参加了荣宝斋的义卖活动，精心创作出来朱、墨竹各一幅，售出2.4万元。他又亲临中央文史馆举办的赈灾义卖展现场，当场挥毫写下：“立民族志，先天下忧，沉灾共谈，风雨同舟，解囊之士，爱国之俦。”他的这幅作品连同他挂在展厅上的其他四幅作品当即被人收购，得到救灾款2.8万元。8月下旬，全国政协又举办赈灾捐献活动，他又送去两件作品，其中一件是他保存多年的在黄绫上书写的，换得款2万元。这年，启功先后捐款近10万元。他说：“我们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。真是‘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’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多难兴邦，这次洪涝灾害让我们经受了考验。”
但是，前不久，事先被启功亲自认定是假货的25幅书法，在北京荣宝斋迎春拍卖会中，还是被当作“启功作品”卖掉了，22幅成交价为47.2万元人民币。启功对小事十分宽容，但是原则问题他不让步。启功说：“假冒我的字画到处都是，但我从来没有为此公开说过半句话。这一次，我太气了……”启功认为这与造他的假字不同，这是以他的名义欺骗别人，对这种犯罪行为，要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。
十二、处事
启功先生待人真诚、谦虚，而且非常直率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管谁在眼前，想发脾气就发脾气。我就曾亲眼见他发脾气的情景。
一天，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敲门进了家。一见启功便眉开眼笑地对他说：“上次，我们来时没见到您，留下两盒西洋参，您收到了吧?这次，是我妈让我们再来看看您，您好吗?”
一听说到他“妈”，启功脸色就不是个样儿了，出口就说：“西洋参那边有一堆，你们自己去挑一挑，哪份是你们的，给你妈拿回去吧。”两个人也没坐一坐，不好意思地扭头就走了。我小声对启功说：“您别生气，人家已经都走啦!”启功才消了点气，说：“他们不提他妈倒没什么，一提他妈我就气不打一处来!”启功的脸气得通红通红，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他妈这人不好，我最困难那会儿，他妈那个挤兑我们哟!净说我们家和我的坏话，那时我挨斗的时候，他妈可高兴得要命呢!欺负我老伴，无中生有地骂我，老伴气得直哭，今天我好啦，他妈就不时地派孩子来看我，你说，这还叫人吗?还叫什么一个家族的人啊?”
今年4月启功去扬州回来，我去看他，问他，这次出去高兴吗?他说这次去扬州很多朋友请吃饭，还有送东西的。有一天，有人请吃晚饭，坐在旁边作陪的就怕启功吃不好，够不着，便不断地请吃这，请吃那，还不断地把菜夹到启功的碗里。启功先生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，我自己来。”启功愈说，他就愈不断地往碗里夹，最后启功碗中的菜满满的了，肉、鸡、鸭……已经没法下筷子了，即使这样了，对方还是不断地往里夹。这时，启功显得不太高兴，便找来一个空碗，放在桌子上说：“你夹吧，随便夹……”话音一落，甩袖子，不领情地走了!
我听完这个故事也觉得夹菜的那个人真没劲，这种请客人吃饭的方式有多笨，可是，我还是跟启功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人家还是好心、客气，您看，您这么一走，多让人下不来台呀!”
启功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最不喜欢这样填鸭式的吃法了!”他说：“我们满族有个习俗，人死后，习惯在一个碗里装满各种肉类等食物，放在死人棺材头上，让死人带到阴曹地府去吃，只有人死啦，才是这种情景。你说，这个人奇怪不奇怪，他就是不听劝，他夹个没完，好像是好心，我见到这种情景心里就是不舒服。”
可我想，也是，夹这么多吃不了浪费还不说，尊重人的习俗很重要，请吃饭的人，要看准对象，免得惹人不高兴!扬州有一位有名的收藏家方宇兴是我的好朋友，他非常敬仰启先生，他听说启先生来到了扬州高兴万分，立即送去5000元钱给启功，让他拿着这钱在扬州好好玩玩。没想到，第二天，启功便让他侄媳把钱送还给了方先生，并再三表示谢意。
还有一次，一个戴眼镜的年岁不算小的男士进了启功家便自我介绍，说感谢启功先生给他题的书签，他如何如何感谢，可能下面还想说什么。启功开口了：“你让我给你题书签，我已经完成了任务，而且我已经收到了你给我的书，这不就行了吗?就不必再来啦，我已经领情啦，现在，你看我实在是太忙了，你看一看这一屋子的人……”
在书法界，启先生是最好求的人，人们抓住了这个特点，给写一次还不行，最好是二次，三次……
启功说，他和老教授张中行的经历差不多，都有过不少磨难，所以对世事也就多持无所谓的态度。不久前，正值深秋，张中行有山西之行，归后心脏不适。启功听说以后，送他一个字“该”!此后启功说，他曾劝告过他不要出门，因天时已变，若出游，也待来年春暖再玩。
人小的时候不听大人话，不爱多穿衣服又贪吃，穿少了再胡这么一吃，停食着凉，弄出病来，大人生气，屁股上给一巴掌，说“该”!这人老了跟小孩一样，到处乱跑闹病了，也是“该”。没过多久，启功便去看他。一次我去探访张中行，他对我还谈到了这件事，并说：“骂得好!我再也不随便出门了。”
我的朋友陈嵘琚得病了，启功知道以后，告诉我：“你们多劝劝他，他这个人我是清楚的，太内向啦，这样下去会把他毁了。遇见事情就怕想不开，田世光（著名画家）不是就因为这个死的吗!田世光得了病以后，就嘀咕这下子我可过不去啦，于是天天这么想，对谁都不说，闷在心里，结果给闷死了。”然后又说：“像我这样的就没事，上了医院，大夫说别动，别动!给你输液!我说输什么液呀，人家还要请我吃羊肉泡馍呢！所以，我就没事，他们就不行!”
据记载，启功年轻时性格就是这样开朗、豁达，特别爱较劲儿。比方人家说一件事该这么这么办，或者说，这么这么对，这时候，启功就爱说：“狗屁!那么那么办，不也行吗!”所以有一回比他长4岁的著名历史学家牟润荪就冲着启功说：“小启有个毛病，看什么都‘狗屁’!”
十三、顽童
启功偌大年纪仍然保持一颗童心。他爱跟孩子们相处，见到孩子他的双眼就充溢着爱恋之情，自己也变成了小顽童。不是摸摸孩子的头，就是抱起孩子亲，再就弹小脑壳儿，孩子叫他一声“爷爷”，他就高兴得闭不上嘴，甚至把孩子逗哭了，他也咧着嘴笑个没完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说：“听小孩哭或笑，就是听一首诗，一首歌，这是最美的音乐。”
比启功低一辈的金宗鼐的孙女祁雅，拿启爷爷给她写的诗说，这首诗是她小时被启爷爷逗哭了以后提笔给写的，她现在已经20多岁了，至今还保留着这一珍贵的纪念物。
启功先生还特别喜欢动物。他的客厅卧室中，触目可见者，除书画外，就是各式玩具的小动物。无论熊、狗、兔，还是猫、虎、鹿，一个个全都瞪圆了天真的大眼睛，好奇地望着他，令人顿生温柔怜悯之情。启功戏言道：“动物比人可爱。”
记得1983年，启功在香港大学讲学后，回到北京。当时出去时兴带回几大件，海关上的人见他什么都没带，久久诧异，检查完后再三问他：“带没带什么仪器一类的东西?”
启功回答：“有!有个小白兔打鼓，我在街头小摊上给亲戚的小孩买的。”
有一年夏天，我去他家，临走时，他说：“外面的阳光很毒，你该戴个帽子遮阳。”他书房中的两个框子，上下两层，装的全部是布做的动物玩具，摆放得很整齐，一排排，有站着的、坐着的；有脸朝外的，有仰头朝上的；有的是特大的大熊猫，大娃娃什么的。玻璃柜里放不下，就摆在框子外面的高台上或堆在宣纸堆上。他从中找到一个他认为很合适的动物，对我说：“你看这个怎么样?”我一看是一个大蛤蟆，头上顶着一顶很大的帽子，他顺手把蛤蟆头上的帽子拿下来，先顶在自己头上试了试，晃着脑袋对我说：“你看，这顶帽子不错吧?戴在头上完全可以遮阳的!”我把头赶快挪开，对他说：“这戴在头上在大街上走，不叫人笑掉大牙呀!”启功反驳说：“唉!你说这是不是帽子吧?戴在头上不照样可以遮阳吗?不难看，戴走吧!……”你想想，这玩具布蛤蟆戴的帽子，人都可以戴，这帽子该有多大了!不仅如此，连墙上挂的照片，都是放得尺寸很大的，启功抱着布玩具照的。
在启功家里不仅拥有数不清的布的动物玩具，连真的、活蹦乱跳的动物也养过。
前两年，启功家突然多了一位客人———一只很美丽可爱的清代“宫廷宠物的后代”小白哈巴狗。
我去的那天，它听到有敲门声，嗖一声跑到门口，先侧头听了听，然后又赶紧跑到启功面前，仰着头，吐出小红舌头，摇摇尾巴，朝启功“汪、汪”地叫了两声，意思是说，有人来了!于是，启功便慢慢地站起来往门前走，小狗摇着尾巴紧跟在后。启功先把门开了个小缝儿，把头探出来对我说：“别怕，别怕!它不咬人!你跟在我身后，它绝不会咬你的!”
可是，没想到过了一年，我再一次去启功家时，却不见小狗的踪影了!我问：“狗呢?”启功不太情愿地说：“还给人家了!”“为什么?”我接着问。启功当时没有正面回答我，他一定又想起小白狗与他相依为伴的日子来，于是表现出不大是滋味的样子。
每天晚饭后，小狗都陪着启功到院子里散步。狗一回到大自然便撒起欢来，摇着尾巴在前边跑，侄媳妇带着孩子在后边追，一面追，一面笑声不停，狗被追回来，就钻在启功脚下一动不动。这时，启功总是一边拍拍狗，一边对狗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累了吧，痛快了吧!一天在家憋死了……”
白天，家中的人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只有这条狗和启功作伴。
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，狗就在启功脚下，先一爪一爪挠他的脚，然后再冲启功的脸摆尾巴，时不时还哼哼几声!这时启功便会放下手中的活，低头摸着狗的头说：“知道啦，知道啦，该吃饭了是不是?”指着碗说：“你的饭在那儿，吃去吧!”狗回到主人为它准备好的食物面前，大口大口地吃着。这时启功也在吃饭。饭吃完，启功拿起杯子喝上几口水，小白狗也学启功那样喝上几口水，然后启功坐在沙发上休息，小狗赶快跑过来舔舔启功的手，逗得启功哈哈直乐。
这小白狗陪启功有一年半的时间了。有一天，接到派出所的通知，通知上写着关于养宠物的条例，上面有诸多说明，养狗得到派出所去上户口，交养狗的费用，等等。全家每一个人都傻了!晚上全家人围绕着小狗开了一个会。启功第一个发言说：“国家本来不主张在家养狗，如果一定要养，咱们必须遵守国家法制，再说，咱家这只狗是挺好玩的，也是我的一个伴儿，没有人管理，出了事怎么办。所以不能光考虑和我作伴儿，给大家逗乐儿。咱们听政府的话吧，和给咱狗的主人商量商量，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把狗领回去?!”送狗回老家的头一天，请狗美美地吃了一顿，第二天，狗又回到原来的主人家了。
启功从小就喜欢饲养小动物，因为，妈妈和姑姑都喜欢养小猫小狗。启功小时，不仅养过小猫小狗，还养过小兔、蛇、金鱼等各种小动物。他看人家养鸟很好玩，也想养鸟。那时读书人家的孩子不准提笼架鸟，就养了一只小雏鸡，把它装在笼子里，拿到树林里和养鸟人比。养鸟人见到他来时，便纷纷提起鸟笼远远躲开他。他莫名其妙，后来，才知道，人家是怕画眉、百灵一类名贵的鸟“学”了鸡叫，鸟就不值钱了。启功甚至还养过小田鼠，把小田鼠喂熟以后装在袖筒里玩。有一天，一位长辈到家中作客，他掏出了田鼠，把长辈吓了一大跳，他却哈哈大笑，得意地跑了!
十四、受骗
启功是一位平和的老人，从来不跟人怄气，他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帮助别人。惟独有一件事使他尝到了受骗的滋味，气得他闷声不语病在床上，少说也有几日。
一日，某友来访，看到启功用小楷书写的《论书绝句百首》。他粗读了一遍，就向启功提出了请求：“能否借给我回家细细地欣赏?”启功说：“好吧!你得记住还我!”友人连声诺诺。谁知拿走以后就杳无音信了，甚至连本人的面都见不到啦。原来，他拿了此物跑到了香港。
这本书是启功大半辈子的结晶，前20首是1935年他20岁以前的诗作，后80首是1961年到1968年之作。启功对这个作品非常钟爱，是他用小毛笔一首一首写下来的，他计划着早日出版，心里挺急。
一天，另一位朋友来报告消息，说是在市场上看到了这部书稿，已经装裱成册，装饰也挺精美，打来电话问：“是不是启功的真迹?”启功闻讯，立刻和师大办公室的侯刚一起去拍卖行验明真伪，拍卖行告诉他，这本诗作早年已被某先生卖给台湾的赵翔先生。拥有巨资的赵先生说，这样一部宝贵的作品，应该让世间的识者共同欣赏，于是把它付诸印刷。这本书在台湾首先出了影印本。赵先生此举纯粹是弘扬启功的书法和诗才，便预先声明此书是非卖品，印数有限，只馈赠好友。因此大陆见之甚少。启功对赵先生此举并不甚气恼，反而写诗赞曰：“其功德不减掩骼埋胔，今捧斯册，诵昔人深痛之言，喜慰之极，不觉涕泪盈襟也。”
启功最痛恨的是那位借走了书稿又卖掉的某先生的不智之举，他口口声声说，看过以后一定归还，一见有利可图，便把它卖给了台湾的赵翔，携巨款而去。令启功望眼欲穿地等了10多年，此人真是可恶之极。启功在拍卖场翻看了这本书，对侯刚说：“这就是马某借去的，不过，他背着我把它卖啦!”侯刚听了也十分气愤。
启功问拍卖的人：“这本要多少钱?”
拍卖者此时也大体弄明白了此事的原委，就说：“底价17万!”
启功听了略表诧异，便做主决定，转头对侯刚说：“我买下来了!”
成交之后，启功便抱着自己的心血之作，回到了家里。对此，启功感慨万分，这位所谓的好朋友竟能做出此事，这算什么朋友，竟拿此书去做了买卖。真是没想到，自己当年呕心沥血之作，到头来，还得自己把它买回来。他愈想愈气，不由得气出病来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启功并没有与外人道及，只是在荣宝斋出版的《启功论书绝句百首》前言中含蓄地谈了这件事情：《南乡子》诗中也说了这件事，曰：“拙作论书绝句一百首原稿为友人携去，归于客商，展转复来燕市，价增竟至一倍。”诗中有了进一步的论述，不知道内情的人，并不知详情细事，诗曰：小笔细涂鸦，百首歪诗哪足夸。老友携归筹旅费，搬家。短册移居海一涯。转瞬入京华。拍卖行中又见它。旧迹有情如识我，哎呀，纸价腾飞一倍加。
《论书绝句百首》自序中说：“……友人见约，为之手录百首，云将附印于注本之后而未果，转为赵翔先生聘之以去。竟蒙珍重影印，加以精装，薄海流传，不佞朽骨为之增寿矣……”
十五：病痛
2000年初，忽听一位朋友告诉我：“你知不知道，启功先生得了‘围腰龙’，很是痛啊!”
我问：“是在什么部位?”“是在腰上!”（人们常以为“围腰龙”好像就是在腰上，其实不一定，有时脖子上、胳膊上、胸上……也会得。）
我听了这个消息，立即给美国旧金山的朋友刘维珊打电话。我在美国时，记得听她说过，她有一个偏方，把张学良的一个亲戚的“围腰龙”给治好了。
在电话中她告诉了偏方的药方———美国香菜、中国香菜、紫菜头、芹菜、白萝卜、青萝卜计六种，把这六种菜榨成汁，每天喝两杯，喝上三四天慢慢地就不会痛了，不知不觉中就会好起来。
其中，美国香菜不大好买，还有紫菜头，有时能买到，有时买不到。我想了个办法，给北京的大饭店打电话，问他们有没有。我坐在电话机旁，首先拨通新侨饭店的电话，再给莫斯科餐厅打电话，都说：“现在没有货。”
最后，我试着给友谊商店打电话。对方问：“你有什么用处，要的这么急?”我告诉他：“我是为了给一位老人治病用!”“什么人?”对方问，我说：“是一位书法家、学问家，80多岁的启功先生。”
这位接电话的是友谊商店的负责人，听口气他好像对启功有印象，听说是给启功治病用，便说：“请你先放下电话，我现在就去蔬菜部看一看有没有?”过了10分钟，这位同志把电话打到我家里，他说：“有，你大概要多少?”我告诉他，两个紫菜头和一斤美国香菜，我马上来取!”他很热情地说：“你住的离我这儿太远，你在家等着，我们马上给你送去!”
大约过了半小时，一辆汽车停在我家院里，两位小伙子手捧着菜到我家来了。我感激万分，谢了再谢!
他们硬是不收钱，他们说：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能把启功先生的病治好，这点菜算什么……”我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这要叫启功先生知道了，他会不安的!”最后，他们实在没办法，只好收了几块钱，并再三表示，如果还需要，只要来一个电话，他们马上送来!
没过几天，提供这个偏方的在美国的刘维珊女士从美国赶回来，下了飞机第一件事就是去启功先生家榨菜汁儿，榨了两酒杯，先让启功先生分两次一天喝下去，而且，连去两次给启功榨菜汁儿。
启功先生的“围腰龙”经过多方治疗，慢慢地好了起来。病中几天没吃东西的启功，一天夜里饥饿难忍，他便自己挪了挪身子，伸手去掏放在床头箱子上的饼干盒，从中掏出两块饼干“嘎吧嘎吧”一口一口地吃着，我听说后就说：“你就不会喊一声你侄子让他过来给你拿?”他说：“唉，别啦!他白天工作已经很累了，我不想打扰他!”
这位刘维珊女士是我的好朋友，她是位古筝演奏家，在美国办了个“古筝学校”，培养了不少美国学生，我去了几次美国，大半是住在她的家里。有一次，我特地请启功给她写了一幅字，这幅字是：“弹筝奋逸响，新声妙入神”。她得到这张墨宝，高兴得不得了!说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以表达对启功先生的谢意，这次听到启功得了“围腰龙”病，二话没说，坐上飞机就飞到了北京。
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启功年岁大了，原本没什么毛病的两个耳朵，慢慢地也听不清别人讲话了。
跟他说话，要靠近他的耳朵，还要大声说，他自己还要侧过头把耳朵靠过来，一只手还要扶着耳朵听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我发现他与人说话时，也要把自己的嘴往人家的耳朵边靠，声音很大，好像别人和他一样听不清对方的话似的。这种情况，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了。我对他说：“你干吗不上医院看看?”他说：“看啦，就是不见好。”
大概过了很长时间，我再到他家，他变得利利索索的，说话不必大声喊啦，别人跟他说话，也用不着对着他的耳朵说话了，真是奇迹出现了，怎么会是这样?我问：“您的耳朵是怎么治好的?”他说：“你猜怎么着，从耳朵里掏出两大团‘耳屎’，唉，就不聋啦。”说完，他大笑，我也笑个不停。便问：“只要把耳屎掏出来就能把耳聋治好，这不是太简单了吗，为什么不早些往外掏?怎么看耳朵的医生就没发现呢？“
又过了没几年，启功的耳朵又不大灵了!于是，我便催着他快去医院，准是耳朵又被耳屎给堵啦，赶快叫大夫给掏出来。他说：“这回恐怕不那么简单了，恐怕真是老啦!耳朵真聋了……”
十六、祝福
这是我和启功相识不久的一件事。一个冬天的下午，我和老伴为了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争吵起来，我俩的脾气都不大好，争论起来谁也不服输，不觉间两人的声音都高了八度，脸色通红，我想我俩都是这种急性子，再继续争下去会失去理智的。当时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啦，再毫无节制地吵下去，说不准要出问题的，倒不如出去散散心，消消气，回来再从长计议吧。那天天气很冷，呼呼的北风刮在脸上，我踏着地面的白雪，一步一步走到启功的家门前。启功也坐在家里闲着没事儿，我进门以后心想，可别让启功先生知道，他如果知道会替我们操心的。启功先生走到门口，照样问：“哪位?”我说：“是我!”
启功先生一边开门一边说：“外面下雪，冷吧，快进来暖和暖和。”
这时，我仍有些气恼，失去了平时见面时的欢声笑语，像个木偶似的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。启功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好像察觉气氛不对，便问：“怎么不高兴啦?看你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和邱大哥吵嘴啦?”（启功惯称我老伴邱大哥。）我心想，这老先生真神，怎么一下子就猜中了我的心事。这下倒引逗我恢复到在家时的情绪，便一五一十地把吵架的经过向他诉说了一遍，最后还使劲儿地加了一句说：“启先生你说气不气人?”
启功听后，立刻前仰后合地哈哈大笑起来，边笑边说：“你们真是幸福啊!我衷心地祝福你们俩!”
我不解地问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
启功并没有回答我，而是坐在桌前，铺上一张纸，把毛笔在砚池中一沾，写下了这首诗，写完还签上名，又盖上了他的印章。
诗曰：夫妇甜心蜜不如，打痛骂爱悟非诬，向人夸耀无边乐，偏索惸鳏祝贺书。
南英 文清 同志 俪鉴
1991年冬
启功
我拿过这首诗，只觉得字写得异常工整和隽秀，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我一时也摸不透，启功也没多说，好像是天机不可泄露。临别时说了一句：“这张字就送给你和邱大哥做个纪念吧!拿回家两个人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。”这时，我心头的气已经消了一半，脸上现出笑容，对启功说：“好啦，我该回家啦，好叫老伴早点看到你送的礼物。”他亲自开门把我一直送到门外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就暗自琢磨：“这样内容的诗，挂在哪儿是好呢?”后来，我和老伴时常拿出来捧在手上反复看，觉得这首诗的意义真是太深了!在这首诗里，启功告诉我们，夫妻之间，如胶似漆，不如打痛骂爱，我老汉是个茕鳏之人，多么羡慕能够找个人吵吵架，能吵架，这是多么幸福的呀!我想起了启功的一首悼亡诗。
诗曰：
先母晚多病，高楼难再登，
先妻值贫困，隹景未一经。
今友邀我游，婉谢力不胜。
风物每入眼，凄恻偷吞声。
直至今天，已经事隔20余年，启功还不愿与朋友谈起亡妻的旧事，甚至从不与人一起游山玩水。他说，看见别人双双相随，就会触景生情，想起老伴而伤心。
我又想起了启功先生写字前的那个神秘的一笑。启功是和佛教有缘的人，佛经里说：“笑即是悲，悲即是笑。”他当时的笑容，实际是在表露一种淡淡的悲哀，很可能当时浮现在他跟前的，是他已经失去的亡妻。
十七、生活
启功最早的住处是在东城区的前马厂胡同和黑芝麻胡同，后来母死姑亡，加上他被划成“右派”，就搬到了内侄章景怀的住处———小乘巷，这地方离北师大近一些，上班比较方便。20多年前，正值改革开放之初，学校房子紧张，好在启功对此倒是无所求，有一个栖身之处就够了。小乘巷的房子只有两间旧平房，已属破烂不堪，住着启功夫妇两个人。启功的老伴一直以来以未能给启功生下一男半女而抱恨。病重的时候，曾劝启功能在诸多内侄中认养一个，启功问：“你想过认哪一个呢?”老伴说：“小华呀!这孩子我观察好久啦，朴实率直，我死后就托付他照顾你的晚年了!”启功是位好好先生，家里的事都是老伴操持，对众内侄一向采取等距离外交，凡事一视同仁。老伴过世后，他才渐渐感到老伴的先见之明，深感孤身生活有多么不方便。
他的内侄章景怀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司机，为人很实在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在单位评上先进也不去领证，这样的本性很对启功的脾气，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起生活了。后来内侄到了结婚年龄，就不得不在学校要了一间房子给他们结婚。启功说：“假如他们不结婚，可能还不会在一起住，自然形成他俩就跟着我啦。”这间房子就成了董寿平为启功题的“启功第二窟”。有时，小乘巷来了不速之客，启功就搬到这里偷几天清闲。但两边跑着终究不方便，学校便彻底解决了启功住房问题，这才搬到“第三窟”的新房，这地方不大，但环境优雅。这“第三窟”是北师大的“小红楼”，建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楼分两层，每层就住两户，四间房。启功住在楼上西侧。小小的房间还是招架不住，两年后，为了工作需要，学校又把楼下西侧的一套，供给他工作之用，免收房租，但启功仍旧照交房租。
启功为自己所居“第三窟”起名为“浮光掠影楼”。楼上有四间房子，启功住两间，另外两间是给照顾他的侄子、侄媳和侄孙子住。
一年7月的一个大毒太阳的夏天，我来到启功家。和往常一样，敲门后，先听到启功的咳嗽声，接着便问：“哪位?”开了门只见他左手拿着一个装冰激凌的小白塑料盒，右手握着小木勺，一口一口地往嘴里送冰激凌。
到屋里坐下以后，冰激凌也吃完了，还用小木勺一遍一遍地刮，这可能是怕浪费，再就是还没吃够。接着他又弯下腰从地上拿起了一个小暖瓶，把水往冰激凌纸盒里倒了一点，拿手摇了摇，仰头喝到了肚子里。目睹这个情景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———老先生怎么这么会过日子!“我不知您这么爱吃，也不怕凉……下次来一定带两大盒日本式的冰激凌给您，叫您吃个够!”我感慨地说。
无独有偶，想起了另一件事。
青年作家陆昕写过这样一个故事：“……有一次，我去先生家闲谈，先生拿出芦柑招待，我们边吃边谈，我吃完了一个，先生刚吃完半个，忽有人来了，且来访者级别甚高，有众多随员。我见桌上食物凌乱不堪，便匆匆收拾了一下，顺手将芦柑皮和先生吃剩的半个一齐丢进沙发旁的纸篓里。客人走后，先生坐下来，眼睛到处瞧。我问：‘您找什么呢?’先生说：‘我记得我那个芦柑没吃完，怎么就没了?’我大窘忙说：‘让我给扔了。’先生一愣：‘别扔，那个还可以吃。’随即起身到厨房去，我也赶忙追过去，先生正在厨房的簸箕里寻找。先生见我来了，问：‘怎么这儿没有?’我说：‘我扔在客厅的纸篓里了。’先生又转身回到客厅，一边弯腰从纸篓里找出那半个芦柑，一边说：‘用水冲冲还可以吃。’我连忙去夺，说：‘我来吃，我扔的我吃。’先生却拿得紧紧的，道：‘不，不，你们年轻人哪能这样，我来我来。’随即先生走到厕所用凉水冲了冲，吃了。我生平脸上发烧的事并不算多，这可算得上是一回。”
启功在生活上很好伺候，吃东西特别将就。
有一次，我去他家他正准备吃饭。一个小木头长盘子里，放了一个小碗，碗里盛了大口吃也就能吃三四口的面条；另外两个小盘，一盘装了一点面酱，另一盘放了五六块小黄瓜条。老人端坐在桌前，满有兴趣地吃得津津有味。我忍不住开始发表意见：“您这顿饭可没多大营养啊，再说量也不足，这么凑合那行……”
吃罢饭，启功又把碗筷端端正正地摆在木盘里，端起来要去刷碗。我立即说：“我去刷吧!”他对我们顿了一会，说：“你知道怎么刷?又在哪儿刷?刷完后又往哪儿放?”我反驳说：“刷个碗谁不会，刷完就放在碗柜里呗!”他根本不理，两手端着木盘，一边嘟囔，一边往厨房走，我就跟在他后头，真想看看他刷碗是不是有什么新花样!果真花样很新———先一个一个把碗碟刷好，再一个一个地拿在手里，把水甩得干干净净，再一个一个整整齐齐地摆在木盘子里，最后端端正正放回柜子里的上端，嘴里还是嘟嘟囔囔地说：“这，你会吗?最后就该这样地放在这个地方……”说完还拿手指了一指。
碗刷完，我又跟在他身后回到原来的座位上，他很是得意的样子。
启功很讲礼节，他每逢出门或给学生讲课，总是穿得西装革履，整整齐齐。一回到家里便宽衣解带，怎么舒服就怎么来。在家中衣饰就很不讲究了。冬天的棉袄，袖口处半尺长的大口子，他照穿不误。秋天的毛衣，袖口上有许许多多的大小洞，他照样穿得心满意足。下身喜穿肥肥大大的绒裤或秋裤，足蹬旧得也有年头的千层底布鞋……
数十年节衣缩食，所有“俸禄”，全用在购买书上和周济别人，家中除了堆得满满的书籍，别无他物。平时，就是他侄子、侄媳照顾他。他们俩都有工作，下班回来就紧忙乎给启功做饭，做饭晚啦，他饿时，就吃几片饼干。他从来没请过保姆，他没有儿女，他说，至今能有侄子侄媳妇关照他就很满足了。（全文完）